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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全球化变革中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2019-04-22 22:44

  主持人:本报记者戚奇明特邀嘉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珉远洋资本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盖新哲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研究室主任方明
  日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发布的最新报告《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指出,全球化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而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报告分析了全球43个国家的23个行业价值链,揭示出1995年至2017年全球贸易与生产格局的变迁,并把价值链分为六大类,借此揭示出几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该报告指出,正在发生的全球价值链的六大结构性改变为: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减少;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商品贸易的区域化属性增强,远距离贸易减弱;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主持人:如何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六大结构性改变?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成政珉:我先讲这六大趋势:第一,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减少。2007年至2017年,商品贸易在全球总产出的占比已从28.1%降至22.5%。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相反,这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长足发展,提高了“自产自销”的程度。
  第二,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过去10年间的服务贸易增速比商品贸易高60%,某些领域的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至3倍,例如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但很多官方统计却低估了服务贸易的重要性。
  第三,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现今只有不到20%的商品贸易是从低工资国家/地区出口到高工资国家/地区的,这说明追求低成本劳动力已不再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动因。
  第四,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在所有价值链上,研发和无形资产(例如品牌、软件和知识产权)的投资在营收中的占比日渐提高,无形资产在全球总营收占比从2000年的5.4%增至2016年的13.1%。
  第五,商品贸易的区域化属性增强,远距离贸易减弱。在传统观念上,商品贸易需要较长的供应链,但自2013年以来,本区域的商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增加2.7个百分点,区域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第六,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过去30年,数字技术降低了沟通和物流成本,促进更多的跨境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变革在中国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在第一、第三和第五点。比如,商品贸易的活跃度有所减少,这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减少了对国外进口商品的依赖度,“自产自销”现象明显。出口在中国经济的引擎中也不再那么重要,2018年中国GDP增长大部分来自国内消费。比如,当前中国劳动成本不断攀升,已不再是低成本国家,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减少。再比如,中国是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对邻近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出口的目的地和进口的对象,地区供应链特点越来越明显。
  盖新哲:中国是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三大中枢国家之一,也是全球价值链诸多结构性转变的重要体现者。过去40年,若没有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供充裕的劳动力,全球价值链不会发展得这么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发生了诸多结构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分工角色转变、经济结构转型有关。
  近年来,诸多数据指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新角色、新定位。比如,新版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投入产出表显示,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后向参与度整体出现倒U型走势。后向参与度的显著下降,说明中国逐步摆脱进口零部件等中间品吸收状态,从代工生产走向自主生产。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使用ADB—MRIO投入产出表,发现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在中国出口货物中的比重明显降低,从2010年的18.7%降至2017年的12.7%,这已经低于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水平。这意味着依靠劳动成本套利完成代工生产的情况在中国越来越少,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实现了很多零部件的国产替代,一件制造业最终品的生产不再需要大量中间品跨境贸易,这就导致了跨境商品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减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角色转变不仅是在供给侧,从需求侧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角色正在凸显。例如美国,大量本国要素创造的中间品出口别国,同时又因为拥有庞大内需市场,这些中间品由别国加工后往往再进口回来,以满足本国内需市场。这一类先出口再进口的国内增加值具有较高比重,这是美国等市场大国的重要特征。根据WIOD(2000-2014)投入产出表,2014年中国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再进口比重达到10%,在国际比较中仅次于美国,高于德国、日本。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在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中国有2.9%的增加值返回国内市场,这一水平高于亚洲所有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重要的世界工厂,也正成为世界市场。供应链布局会更加围绕在中国这一市场周边,流向美欧的远距离贸易比重相应减弱。当然,中国经济结构向内需转型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动力。近年来,中国从依赖外需型向更多依赖内需拉动型转变,使得国内生产更多地转向满足国内最终需求。
  根据WIOD(2000-2014)投入产出表,2000年至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出用于出口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但在2007年到2014年,部分行业的这一比例则显著下降。对于如纺织品、服装、皮革和其他相关制造业,2007年高达72%的产出用于出口,而到了2014年,则43%的产出用于国内需求。大量产出不再需要跨境贸易和别国加工,这意味着本国形成了从生产到市场的闭环,国内价值链替代了全球价值链。
  主持人:该报告认为这一轮全球化转型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那么,中国在这种结构性转变中会面临何种困难?又该如何突破?
  方明:在全球化转型中,中国具有一定优势,而且目前处在相对中上的位置。原来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的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技术成规模地迁移。在全球贸易摩擦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可能会建立起新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挑战。
  新的全球化可能会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发达国家阵营,它们发展高科技,并且知识产权不转移;另一个则是欠发达国家的阵营,它们接受非高科技的知识产权。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全球化最终将形成各自的内部循环,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更有利于西方,这对其他国家将产生负面效应。中国目前处于中间位置,具有突破的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会如何发展将变得很重要,如果中国科技创新能够进一步发展,并且知识产权保护到位,那么就会进入第一个阵营。客观来讲,中国目前有健全的制造业门类,相对健全的科研体系,以及逐步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些都在把我们推向第一阵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会完全效仿发达国家,而是会尽量打通这两个阵营,比如在“一带一路”过程中,部分技术也会往外转移,包括高铁和汽车制造等。
  盖新哲:中美贸易摩擦开启了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转型重组,美国的目标是吸引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回流,中国的目标是攀升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两国都要弥补当前价值链分工的自身薄弱环节,更大程度掌控上下游价值链。未来,谁对价值链上下游的全流程影响力处于领先地位,谁就在大国发展竞赛中占据上风。
  中国是在内需大国的基础上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备独特优势。与日韩等国崛起不同,中国同时具备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特点,兼具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属性,是参与价值链重组重要基础。比如,之前中美贸易关税升级后,福特公司停止从中国工厂向美国出口福克斯轿车,但没有将中国的产能迁移回美国,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市场规模庞大和上下游产业链完善,这种优势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近期《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利好。现在我们要做好两点,一是发挥庞大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我国要从重视国际市场开拓转向建设统一开放、高效流通的国内市场,从吸引成本导向型外商投资转向吸引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通过《外商投资法》推动我国营商环境改善,让国内外企业共同利用庞大国内市场来培育我国新的竞争优势。二是加快与价值链周边国家形成更高水平的国际协调制度安排。欧洲打造了涵盖贸易、投资、金融、监管、政治等近乎全方位的跨国协调制度,为形成欧洲价值链的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了保障,一些关键零部件可以安全地依托其他国家供应。与之相比,亚太网络内部的协调制度数量多但层次低,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发挥主导作用。
  主持人:新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容小觑。我们知道,中国在全球5G竞争中具有较为领先的地位。那么,未来5G等新技术将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产生哪些影响?中国又将面临哪些机遇?
  盖新哲:5G技术属于信息通信技术,它又是价值链贸易的重要驱动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局限于一个工厂的价值链流程可以拆解、分散并布局到全球不同国家,然后通过价值链贸易将全球分散的价值链环节连接起来。5G技术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前沿,速度更快、容量更大,能够推动物联网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应用,这会使得中国工厂与跨国供应链工厂更好地联动生产。
  方明:中国在5G领域处于全球领先位置,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以突破封锁。当然,这也是中国利用全球研发能力的结果。这种技术上的突破来源于中国企业对技术开发的大量投入和前瞻性的眼光。但也要注意,除了要重视应用领域的突破外,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也需要有更大的突破和投入。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相关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健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