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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政策刍议

发布时间:2018-11-08 23:03

作者:邵伟

  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将“加密资产相关领域风险及防范”列为重点议题。报告认为,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记账技术迅猛发展。作为区块链技术应用之一,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资产受到广泛关注,并催生了众多加密资产交易平台。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监管,加密资产相关领域的投机行为也开始出现,无序发展、易被违法犯罪活动利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等问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方面,政府与市场应当明确自己的观点。
  数字加密私币非法外之物国际数字金融正在加速布局。目前金融科技公司纷纷向瑞士、马耳他等监管环境友好地区转移,对我国数字金融建设构成了挑战。就应用现状而言,国际银行业与各金融科技公司等围绕专利技术,以主节点的联盟链和私有链形式开展试验,而部分机构以公有链形式将私有数字货币作为载体开展织网试验。从趋势来看,公有链发展势头较为迅猛,市场的接受程度均以中青年为主。而联盟链和私有链体现了中心化的思维,社区化程度较低,发展制约性较大。从发展瓶颈来看,我国监管层将区块链金融与代币激励机制相分离,而香港监管制度则显示了监管的包容性,对金融社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将市场自发产生的数字资产定性为民间数字资产,并且不受法律保护,这有助于国际司法体制的与时俱进和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机制适应、创新引导与及时警示并举的监管理念,不失为与国际数字金融市场接轨、与国际司法衔接的最佳路径。
  从数字法币来看,将建立在中心化思维的数字货币运行模型与公有链的激励机制进行比较后笔者发现,在发展的理念上,数字法币依然存在服务众创空间和中小微企业时众筹机制与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公有链分布式账本包含了金融社区代币股权激励的概念,体现了自愿与普惠的特征,解决了中心化法币面对经济交往时双方互不信任的弊端,而建立在联盟链基础上的数字法币不能解决众创空间的股权激励问题,这正是人民币数字化的新市场。因此,数字法币与公有链分布式账本的加密货币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不具有可持续性,后者则是众创空间和中小企业与金融社区间的重要纽带,是激励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非法外之物。
  美国“稳定币”发展引人关注
  数字加密货币风险主要来源于国际监管的不协调性。政府、机构和投资者、市场参与者等,依然没有达成监管、运作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性共识,给数字资产带来了不平衡的发展风险,为套利投机提供了便利,投资者容易遭受损失。
  最近,美国“稳定币”的发展引起了市场关注,将代币通过抵押的形式,并与“稳定币”——美元、黄金等挂钩,货币锚或标的锚的比重越高,“稳定币”价格的稳定性就越高。近期,俄罗斯国家议会金融市场委员会宣称,正在考虑发布由国家支持并与俄罗斯卢布挂钩的加密货币,这一代币将代表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稳定币”与卢布1:1挂钩。该金融市场委员会认为,由法定货币支持的代币将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然而,瑞士、英国和马耳他等国家已明确放弃国家数字法币的开发。究其原因,央行数字法币将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誉,降低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为央行参与市场借贷提供了便利,由此挤压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空间。
  监管政策应包容而非对立
  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应包容而非对立。从国际监管标准来看,应以原则与审核相结合来规制市场参与者的资格。而机构交易与代币认购的监管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监管设置应当有具体的红线标准,即培育企业成长的股权认购应当归类于商品,而涉及增值交易内容的应当归类于证券。然而,智能合约条款的监管标准则体现了易粗不易细的原则,只要交易所有足够的反洗钱(AML)保障措施,并采用强有力的客户了解(KYC)检查,商业银行应当提供金融社区的项目服务。因为,加密货币解决了传统金融尤其是影子银行和P2P无法解决的金融普惠问题,而众创空间和中小微企业的股权众筹是数字金融服务的优势所在。
  P2P是中心化思维形成的互联网支付体系,也是区块链金融发展的基础,彼此不应对立起来。我们需要引入激励和奖励机制,为金融社区的发展提供政策环境。如传统影子银行、P2P借贷机构都围绕着普惠金融开展创新活动,那为什么不能可持续发展呢?问题的关键是中心化机制提高了服务成本,使中小企业与众创空间无法承受。区块链金融提供了低成本的社区服务模式,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需要提供分布式激励机制的服务,为节点提供全方位的存贷结服务新模式,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监管和市场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引导P2P支付体系向分布式账本迈进。因为P2P为区块链金融形成了良好的客户节点基础,只要在P2P系统基础上增加一道分布式账本机制与密码学加解密机制,即可形成良好的分布式网络。
  个人数据保护与投资存在观念偏差
  投资者的权利应当得到市场机制的保护,而对其保护应当从个人数据权属关系出发,形成政府、机构和市场三者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机制。欧美市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已经建立,而我们尚处于概念形成阶段。对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教育和引导力度,使投资者认识到个人的行为数据将决定自身未来的信誉画像,将作为本人信用的凭据。
  与此同时,机构在采集与运用个人数据时,应当告知其运用的目的与时间,在运用结束时应当有终止使用的告知义务。另外,以传统投资回报概念来衡量区块链技术的投资价值存在观念偏差,需要政府部门加以正确引导与纠正。就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来说,其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的两重关系问题,体现了技术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上海有条件筹建区块链金融中心
  在监管方面,我们需要对数字货币服务机构设置持证经营的标准,银行等主节点应当提出对实体经济等的服务技术标准。在形成金融社区之际,由系统自主筛选社会委员会,并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当节点被选入委员会并参与交易时,节点可获得入选与交易的代币奖励。而监管对代币的运作,以及购买稳定币的抵押模式与额度等有一个明晰的规则架构,否则,我们又将失去数字经济金融的竞争优势。
  上海有条件先行先试并筹建区块链金融中心。因为上海的金融要素齐全,为分布式账本体系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5万多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53家、外资研发中心438家。而在“走出去”方面,上海企业遍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对外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和新空间。同时,上海有76家外国驻沪领事机构,与59个国家的8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辖区内外资银行科技型企业贷款存量客户数为440户,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沪设立了分支机构,全球主要国家均有银行在上海设立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数(含总行、分行和支行)到去年底已达230家。这些机构布局均为推动上海区块链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路径和领域方面,可从政策上予以支持。首先,可以把上海区块链金融中心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在政策上予以松绑,让注册企业拥有数字资产交易的各项便利措施,并给予相应的免税优惠。在机构注册方面,上海可制定新的适应分布式发展机制的注册方案或办法,给予适当的激励措施,使国际企业节点愿意在上海注册。另外,上海应当突破现有的行业和领域界限,让企业在去中心化的范畴下开展业务,而政策法规则引导市场与司法监管相互适应、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让社区服务概念在金融、教育和医疗等行业中先行培育“发芽”。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