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专栏访谈
专访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 结构调整要注重产业均衡协调发展
2017-08-25 05:35   记者王菲  
   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该如何协调发展,是一个十分热门的宏观话题。“对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制造’,为了加大就业,我有不同看法,未来的制造业并不带来就业,未来带来就业的是现代服务业,先进的服务业才是真正带来就业。今后是‘智慧制造’,过去二十年,我们把人变成了机器,未来二十年,我们会把机器变成人,所以制造业本身带来就业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这是近日马云在“浙商与西安对话”圆桌会议上的演讲。
  这段讲话也反映了一个经济发展现象: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强调服务业重要性之际,欧美国家则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其给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哪些启示和思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
  上海金融报:目前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而发达国家则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您怎么看待这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鄂志寰:欧美“再工业化”是基于漫长的“工业化”、“去工业化”进程,探索提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增长空间,突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长期增长停滞。
  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提出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发达国家本轮“再工业化”战略的原因包括:一是反思“去工业化”发展模式、“债务推动型”发展方式存在的弊端,提出重振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二是希望突破平庸的经济增长,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优势。2011年至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3.9%、3.2%、3.4%、3.4%、3.2%和3.1%,呈下行态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更低,2015年为2.1%,2016年降至1.7%。世界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通过创新提振经济,提升整个国家技术水平,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有优势;三是为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高端服务业要依赖于制造业。譬如,美国的服务业服务于全世界的制造业。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将挤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在全球的服务标的。发达国家自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对服务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四是通过“再工业化”改善就业,提升中间阶层占比,社会更为稳定。
  上海金融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哪些启示,哪些地方值得我国借鉴?
  鄂志寰:借鉴欧美国家“再工业化”,中国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经济要持久保持中高速,必须迈向中高端,须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同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服务业打造成为吸纳就业第一大部门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解決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选项,中国今年就业目标新增1100万以上,而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在同样产值情况下比制造业大很多。
  德国“工业4.0”值得借鉴。尤其要借鉴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的创新、改进。譬如德国默克公司,1970年代日本人开始做电子玩具上的液晶屏,默克认为有应用可能,就开始做液晶,不断更新且越做越好。一点一滴地进步,不断占领市场,现在他们开始做OLED了,技术很成熟,颗粒超薄,而且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现在默克公司拥有世界70%的液晶市场,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相比美国一个新发明往往摧毁一个行业,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在一些领域占据高地,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与此同时,它的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层,社会更为稳定。
  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的技术工人。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而“工匠精神”一词也登上了我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匠人精神一定要落到实处。
  上海金融报:如何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塑工业发展比较优势?
  鄂志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重点是做好“走出去、引进来”工作:“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的企业过剩产能的转移。很多产业在中国可能是产能过剩的,但放到亚洲,放到“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并不是过剩的。优势产业的输出,廉价资源和能源的获取,依然是中国企业对外并购关注的重点。中国企业应加大对境外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力度。国家鼓励国际产能合作,和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东中西部产业梯度发展的对外投资。譬如,中车并购英国SMD,从2月份签订意向协议,然后向国家部委上报材料,4月初就实现交割,间隔不过2个月,速度非常快。英国SMD是全球领先的深海机器人制造企业,这次收购让中国进入深海装备领域的时间大幅缩短。再如,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对瑞士农业化学和种子公司先正达的收购案堪称其中的典型。先正达是全球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农药和种子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与8%。今年6月底,中国化工集团宣布该并购案完成,为此项收购实际花费高达490亿美元,巨额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经此一役,不仅中国化工集团大步转型,而且一举构筑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全球农化行业格局。
  上海金融报:应如何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鄂志寰:中国经济幅员辽阔,经济差异大韧性强,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加注重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产业均衡协调发展,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一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发展智能化、信息化、定制化,推动中国制造和互联网深度融合,强化工匠精神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将技术创新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二是产业均衡协调发展。工业制造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发展升级的国之重器。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仍然偏低,明显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57%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差20多个百分点。有必要推动服务业增加值“十年倍增”(2016—2025年),占GDP比重提高到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55%,服务业支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竞争力提升的功能显著增强。
  三是区域平衡协调发展。落实“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优势互补、梯度渐进的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
  总体上,需要通过注重产业政策的市场导向作用、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积极加快培育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消费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等,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换,避免要素优势丧失带来的产业发展断崖和经济发展停滞。
  上海金融报:当前国内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有哪些?
  鄂志寰:首先,技术创新不足,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进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太快,技术淘汰也很快,好不容易投入人力和物力做出的创新,实施产品化时可能已经过时;其次,成本高、利润空间小。房地产价格上升,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五险一金等都造成资金成本高,以及其它非制度性成本;第三,提倡互联网+,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接轨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
  建议,其一,政府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降低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其二,政府对发展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给予补贴。三是加强监管和政策引导,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落到实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求助于直接金融即资本市场,通过金融来促进创新,全社会来承担创新的成本,而创新者个人享受收益。五是推动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上海金融报:在您看来,所谓制造业强国具备哪些条件?
  鄂志寰:一是从《中国制造2025》可见,国家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将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制造业强国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二是比照德国的工业4.0,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云端,具备个性生产、柔性生产的能力。
  三是应该有制造业强国社会环境氛围。不仅要在技术方面实现突破,更要在体制机制上不断创新,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大幅提升,没有社会地位,工人难有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