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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新型非法集资犯罪毫不手软 沪上法律界人士探讨预防和惩治对策

发布时间:2018-12-27 23:36

作者:记者周轩千见习记者王锐

  近日,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举办了“新型金融犯罪预防与惩治对策”论坛。在论坛上,众多法律界人士深入探讨和研究了新型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认定、适用法律等问题,同时对加强与完善建设健康稳定的法制环境、促进金融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有效的对策与建议。
  非法集资手段持续翻新近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金融违法犯罪也呈现各种新情况、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新动向。例如,借助P2P网贷平台、打着私募基金的幌子、假借创新商业模式的外衣等进行非法集资犯罪。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支队队长周海峰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上海既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金融违法犯罪高发区,众多新型金融犯罪案件大都在上海发生。
  “近年来,在进入检察环节的经济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明显增多。借投资理财名义,利用互联网进行非法集资,犯罪影响面较广,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七部主任逄政表示。
  逄政认为,非法集资的新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假借投资管理公司外壳,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利用P2P平台的借贷行为,吸收民众资金作贷款流转资本。一旦平台倒闭,民众投资的资金也将付之东流。二是利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名义,以转让公司债权为宣传手段,高息吸收资金。三是以“MMM金融互助社区”为幌子,通过承诺畸高利息,鼓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并按先后的层级关系,计算返利金额的传销型非法集资。四是以投资区块链、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为由,进行非法集资。五是打着扶贫、慈善、互助等公益事业旗号,进行非法集资。六是房地产企业以房地产开发和租赁、未批先售、分割拆零销售、返本销售、售后包租、利用互联网平台等形式实施非法集资。
  “现在利用互联网的金融违法犯罪高发,涉众型金融违法犯罪频现,手段日益翻新,这些金融违法犯罪活动都具有极强的危害性、隐蔽性和欺骗性,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了老百姓的财产安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肖晚祥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
  非法集资犯罪呈六种情形
  其实,我国并不存在“非法集资罪”,非法集资也只是一类犯罪的统称。近年来,法律界不断呼吁《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或是针对非法集资明确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
  在新型非法集资犯罪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有部分员工因提供帮助而被牵涉进来,被起诉的主体较一般经济类犯罪人数更多,任何职务、担当何种工作都会被追究责任,但由于公检系统尚缺乏统一标准,致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网。
  在界定与量刑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逄政表示,“对新型非法集资行为的判断标准其实并不难,第一是否形成资金池;第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是否变相保本付息、归集资金。”
  肖晚祥表示,以下六种情形均应认定为非法集资犯罪:一是虚构经营业务或者故意夸大宣传;二是集资参与人返利过高,或者招揽业务提成比例过高,不符合一般市场行情;三是明知单位业务亏损,仍通过高息揽存等方式归还单位债务;四是曾在其他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被查处或取缔的,之后又从事相同业务;五是曾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工作过,具有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参与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六是其他应当认定非法集资犯罪的情形。集资人一开始是非法吸收存款,到后来逐渐出现非法占有,开始实施集资诈骗的,应按数罪并罚处理。
  对于非法吸收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界定,肖晚祥表示,最重要的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先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从事经营活动,后因严重亏损而采用欺骗方法吸收资金用于还债或挥霍的,因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和客观上的犯罪对象不同,所涉及的资金应当分别计算和认定,应当分别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
  非法集资大案要案呈“立体式”
  肖晚祥表示,近年来全国包括上海处理的非法集资大案要案,大部分都是以单位名义实施,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规模越来越大,单位层级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巨大,有人提出这是一种“立体式”的非法集资犯罪。在这种犯罪中,一般分为组织层、实行层、辅助层三个层次。组织层一般是指公司的领导、决策者及少数骨干,实行层一般是指公司的业务人员,辅助层则是指公司的财务人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等。
  肖晚祥还表示,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员,其犯罪故意可能是不同的,组织层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集资款主要被其支配或者挥霍;实行层和辅助层可能只有非法吸存的故意,他们只是领取固定工资或提成,在这种情况下,在组织层和实行层、辅助层之间呈现一种部分共同犯罪形态,对组织层应当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对实行层和辅助层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另外,随着互联网非法集资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实施犯罪的公司开设了多家分支机构,形成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分公司非法集资的资金都流入总公司,由总公司及其负责人支配和挥霍。在这种情况下,总公司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分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定上,逄政表示,大多数非法集资犯罪都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有些以公司化运作的单位,规模庞大,法人治理结构完整,犯罪金额数量巨大,参与人数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依法认定单位犯罪。这种处理一方面有利于缩小打击面,因为单位犯罪的追诉标准高于个人犯罪(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万元构成犯罪,单位100万元构成犯罪)。另一方面,涉案赃款赃物一般均登记或存储在涉案单位名下,以单位犯罪处理,也有利于赃款追缴,最大限度为投资人挽回损失。但是,对于个人以单位名义实施非法集资行为,没有合法经营业务,违法所得主要是由个人任意支配的,应当依法以个人犯罪论处。
  针对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逄政指出,在多人参与、分工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中,原则上应当区分主从犯。在此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只把第一被告人列为主犯,其余被告人列为从犯;二是不区分主从犯,都定为主犯。一般来说,除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外,积极参与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以及明知非法集资性质而出资入股的主要获利者应当认定为主犯。对于接受他人指使、管理而实施非法募集资金行为的次要实行犯,或者仅仅为非法集资提供后台支持行为的帮助犯,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
  逄政表示,对于多个单位共同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应当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区分主从犯。主犯单位的内部人员之间地位和作用确有差别的,可以区分主从犯。对于从犯单位内部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但应当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量刑。对于只起诉部分单位共犯的案件,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被起诉的单位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主从犯作用难以确定的,可以不予区分主从犯,但应当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量刑。量刑应宽严相济
  在非法集资犯罪量刑问题上,周海峰表示,目前办理的非法集资大案中,涉案数额往往是天文数字,按照上述追诉标准,符合数额标准的人往往较多,如果全部按照上述数额标准追诉,既不现实,效果也不好。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犯罪的认定标准严格把关,把部分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的人员,排除在追诉范围之外。具体而言,就是要克服唯数额论,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于被告单位中层级较低的管理人员或者普通职员,如果确有证据或理由表明其并不知晓非法集资性质,而是当作正常经营业务参与实施非法集资行为的,一般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肖晚祥认为,在量刑问题上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非法集资犯罪,尤其是涉众型大要案件,要做到“重重轻轻”。对于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主要实施者,应当重点打击,从严惩处;对于虽未直接参与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但明知非法集资性质而出资入股的主要获利者,应当以共犯论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积极挽回参与人财产损失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一般参与者,可以不予移送审查起诉或不起诉;对于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主要实施者以外的人,虽然犯罪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但到案后积极(全部)退缴违法所得,尽力弥补本人行为造成的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新型金融违法犯罪频现给金融安全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防控金融风险是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司法部门永恒的主题。逄政认为,只有法律不断完善、界定不断明晰,才能将真正的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于法,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