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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经济“迎难而上”
2016-01-22 01:05  

  记者王菲 

  

  步入经济结构转型期、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不再是纸上描绘,宏观经济的种种变化愈加明显。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6.9%,这是自1990年以来年度GDP增速首次破7,并创25年来新低。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直是全球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各项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更引发一些担忧。2016年被认为将会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经济转型的“痛苦”或将在这一年爆发,要“迎难而上”并非易事,本着“不进则退”的原则,改革或将继续发力

  2015中国经济平稳收官

  2015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基本在市场预料之中,中国经济正式进入“6”时代,不过6.9%的数字并不太会过度刺激眼球。从各项经济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经济转型中,消费崛起的贡献越来越不容忽视。业内人士多认为,这一数据基本符合预期。

  对于2015年中国经济的这一份“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在1月1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乏力,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贸易下降,金融风险增加,“这些都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6.9%的增速“是一个不低的速度”,符合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王保安表示,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期,资源环境条件、市场环境条件、供需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取得6.9%的经济增速“来之不易”。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这一增速还是一枝独秀、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25%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分季度看,2015年中国经济一、二季度同比均增长7%,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比上年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长8.3%。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

  从分项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投资以及进出口几大板块不同程度的回落是造成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工业增加值和对经济的贡献率再次降低;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590亿元,实际增速比上年回落2.9个百分点;全年进出口总额245849亿元,比上年下降7.0%。

  对于其他房地产、资本市场等市场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王保安表示:“2015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下行以及股市出现的波动,应该说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有多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算核实。比如股市,一会儿涨上去,一会儿跌下来,但是我们GDP核算是依据交易量,从这个角度来讲,交易量的增加就是正贡献。2015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在回落,但是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比2014年增长,综合来讲,对GDP影响不大。”

  与整体经济增速的下滑相比,结构方面的变化意义更加重大。“(经济增长数据反映出)政府有很强的决心要稳增长,6.9%这个数字,首先印证了新常态。”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同时GDP增速数据也反映出经济结构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在外贸遇冷、投资增速回落的情况下,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1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6%。对此,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双速经济现象依然持续,中国经济结构更趋于平衡。

  朱海斌指出,201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6.4%,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2015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0.5%,比制造业高10个百分点。重要的是,消费和服务所占份额的提高不是由于这些领域的增长更为强劲,而是由于投资及制造领域的增长下降了很多。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增速趋稳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新兴动力进一步积聚,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有创、创中提质。”王保安概括去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2016转型任务依然艰巨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被认为是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新年伊始,关于2016中国经济曲线图是L型、V型还是U型的讨论就已经展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国内外发展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下行压力依然不小。

  从国际上来看,由于全球范围内产出能力过剩、自由贸易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等因素叠加,今年世界经济仍将艰难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

  “2016中国经济风险点之一就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以及美联储加息节奏,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取向。如果包括欧美日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复苏超预期导致货币政策集体转向,那将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主要体现在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的压力加大,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及伴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而这一切都有可能会向实体经济传导。”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

  而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同样严峻。对此,章俊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以经历和面对的‘三期叠加’延续时间可能比预想中的要更长,困难程度要更高。”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定下的五大任务的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如果得以落实,对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潜在负面冲击。”章俊预计经济增速会在2015年6.9%的基础上再下一个台阶,至6.5%-6.6%左右。

  “去产能”被列为今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市场震荡不容小觑。对此,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去产能可能对近期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将促进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2016年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随着前期大量稳增长政策逐渐释放效力,配合当前政策加力增效,全年经济增长很可能前低后稳。

  “中国实际上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期好很多,当时的银行坏账一般认为是40%,中国目前的对外债务资产实际上是占GDP的17%,我们有净资产,中国的家庭资产杠杆率非常低,中央政府杠杆率也非常低,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指出,有一批企业会破产,但整体负债状况并不是那么严重。不过,在整体经济进行深度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需要配以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让市场看到希望。

  对于经济是否触底,目前市场在判断上存在较大分歧,总体来看,在合理区间内震荡调整被认为是大概率事件。此前《人民日报》刊发的权威人士解读供给侧的文章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瑞银财富管理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认为,中国GDP会呈“L型”增长,在投资下滑、消费增长仍较温和、出口偏乏力的环境下,今年中国还将面临去产能的挑战,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可能比去年更严峻,预期GDP增速会下滑到6.5%。

  业内普遍认为,供给侧改革思路提出后,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转型升级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预计,2016年经济会持续回落,并在年末出现触底趋稳的迹象,本轮底部运行的长度将持续一年左右。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本月初发表前瞻研判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是L型,L型会有三到五年,目前还没到谈复苏的时候。

  不过,市场上也有不同声音。2015年在各大公开场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都曾提出过中国经济“U型”走势的观点。在2016年新年之际,再度阐释“U型”走势。“中国经济2016年上半年应该能出现一轮反弹,能够走出一个U形调整。2015年年底到明年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经济将逐步企稳,2017年可能回到7%甚至更高。预计今年全年增速是6.8%,明年GDP增速将为6.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指出“明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宏观经济观察人士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化解转型阵痛,推进结构性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

  “改革的推进犹如爬坡,不进则退。通常而言,驾驶员在遇到陡坡的时候会挂低档以增加扭矩,同时稳住油门保持速度。政府在今年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才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避免硬着陆。”章俊表示。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体制性障碍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因素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和个人等)、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信息化等)、结构变动(如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制度变革(如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等。

  结构性问题则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促进要素的流动、重组与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由于目前我国钢铁、煤炭等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这些部门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

  产业发展问题日渐突出,结构性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据中煤协近期对外公布的“摸家底”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产能为39亿吨,新建及扩产的产能为14.96亿吨,其中有超过8亿吨为未经核准的违规产能。如果按照2015年煤炭消费量35亿吨估算,我国煤炭产能过剩高达22亿吨。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即使加快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煤炭产能过剩问题仍很严峻。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煤炭行业亏损严重,特别是去年以来,煤炭产销量下降、价格下滑、库存居高不下,企业利润大幅减少。根据中煤协的数据,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62%,行业亏损面达到80%以上。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在山西调研时强调,应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的全国总量“天花板”。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无疑,这对煤炭行业具有指导意义。今后,煤炭行业亟待控产量、去产能、倒逼过剩产能和“僵尸”煤炭企业退出。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序稳定地化解过剩产能是地方政府正在探索的方向。中钢协副秘书长迟京东表示,由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都是地方支柱性产业,涉及大量的政府税收和人员就业等稳定性问题,并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退出,而单靠行政指令,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越减越多,或者一些优势企业却被“一刀切”的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对此有专家认为,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处置“僵尸企业”,一方面要尊重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还是要有适当的支持和引导政策来加速市场出清,要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的长效化退出机制。同时,去产能必然涉及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需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稳定器”的作用,并有效控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则表示,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一方面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更加注重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过去主要通过要素投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另一方面也要推进需求侧改革,例如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改革将继续是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高盛经济学家宋宇预计,2016年,中国的改革步伐将加快,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更加坚定。“那些给改革前进造成困难的因素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中国的改革已迈进深水区,很多领域的改革要同步推进,这对宏观把控能力和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守住金融风险底线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系统发生风险的概率正不断加大。在库存高企、产能过剩、债务过高的大形势下,经济低迷是不良资产滋生的温床,信用风险传导可能给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

  “银行迫于不良资产率的考核压力,采取惜贷抽贷措施,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企业体质进一步恶化,不良资产进一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守住金融风险底线需要出清银行不良资产。”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指出。

  自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连升16个季度。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不良贷款率1.59%。有报告称,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还会持续4至6个季度,2016年商业银行将有2.3至2.8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余额。

  日前,中国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其中,“综合排查治理重点风险,严守金融风险底线”成为2016年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不破不立的过程是信用风险释放的过程。管清友强调,如果2016年尚未出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的迹象,则信用违约事件将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减少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被迫采取“保”部分存量债务的措施,但失去政府保护的债务主体范围会逐步扩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事实上,债市清偿已被监管机构列入防控重点。在1月16日举行的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肖钢指出,2016年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通过回归监管本位,加大管控风险的力度,包括加强债券市场风险防控。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继续做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等,持续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信用违约个案将是影响债券市场的突出风险因素,如果汇率市场长期贬值预期,也会加大债券市场波动风险。”平安大华投资总监孙健表示。

  根据监管层部署,在债券市场,2016年将建立健全债券市场风险防控体系、监测指标体系、债券台账和报告制度。加强债券回购风险管理,明确结算参与人责任,控制投资主体杠杆倍数,引入和完善债券估值,加强质押券折扣率动态管理。推动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信用违约处置机制。

  面对愈演愈烈的信用风险,相应的市场机制也亟待调整。1月12日,在中债资信“2016年信用展望发布会”上,中债资信评级总监钟用表示,在经济下行、去产能和防范系统金融风险的宏观背景下,企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制已发生变化。

  “企业过去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和外部信贷支持获得良好回报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这需要各家评级公司依据新的经济规律调整评级技术。”钟用说。

  业内人士认为,去产能过程中不排除对一些企业“抓典型”。为确保去产能的成效,政府对于信用违约的容忍度将上升,濒危的企业面临的政府支持边际将下降,从而推升信用风险。“一方面,2015年的债市违约数量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近期的P2P跑路、担保公司频频出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也可以看出,全社会风险已经积累得较高,所以信用风险传递到债市恐将只是时间问题,需谨防2016年信用利差走扩。”中信证券分析师胡玉峰表示。

  “产能过剩行业信用风险的释放只是开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违约企业浮出水面,违约将会变得如同评级下调一样稀松平常。”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说。展望2016年,他认为信用事件频发的态势仍会延续,仍将不断冲击投资者脆弱的神经,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偏好也难回升,产能过剩行业中高等级债即使是被错杀,市场恐怕也将“一错再错”。

  不过,钟用认为,在经济下行、去产能和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背景下,整体信用风险预计会增加,但不会显著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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