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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中资行“门槛”降低外资行关注点转移
2017-08-15 07:41    记者王菲 


  银监会前不久发布《关于修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下称《决定》),为外资行入股中资行“松绑”。在年初外资银行抛售中资银行股份引来诸多市场猜测和国内金融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决定》的下发被市场人士解读称,“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银行投资中资银行的门槛,增加了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条款,是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信号。”
  外资入股中资行“松绑”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该《决定》一出台,已有外资银行“火速”起草投资方案。不过,记者采访外资银行人士和银行业内专家后了解到,目前外资银行尤其是《决定》所指的外资银行在华注册银行机构,在进行银行股权投资时考量因素很多,其中包括监管对资本金的硬性约束和投资成本收益比以及本身的实力;事实上,参与中资银行股权投资只是外资行进行多元化综合运营的方式之一。不过,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内外资银行发展也正迎来新机遇。
  根据《决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参照关于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这意味着,外资银行投资中资银行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未来外资银行既可以选择以境外母行为主体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选择以在华法人银行为主体进行投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表示,“这给外资银行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从2006年底开始,国内的外资银行就享受国民待遇,对其开放了人民币业务,但外资法人银行在对外投资上受到的约束限制还是要比中资银行多。”
  记者了解到,2006年之前,在华外资行主要以分行形式经营,不具备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格。2007年,随着中国对外资银行全面实行国民待遇,1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中国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但由于转制初期规模较小、管理能力有限,还不具备这样的投资管理能力,因此要求外资行在中国境内投资中资银行都通过境外母行进行。
  在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看来,此举是国内银行业稳步对外开放的一个表现。“2006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规定是较为严格的。而2014年国务院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大幅降低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机构设立、业务准入等方面门槛。这相当于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标志。今年以来,银行业对外开放继续有序进行。”
  鄂志寰表示,银监会推出对外资银行投资中资行再松绑举措,一方面说明我国积极引入并利用外资,将进一步改善当前国内跨境资本流动状况,也能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这有利于提升对于“一带一路”政策的配合程度。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带动下,近年中资企业在境外上市、发债、投资并购等方面的活动日益积极。此时放宽对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可以有效利用外资银行在全球网络、服务品种、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为中资企业的跨境活动提供更全面专业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外资银行也对此进行了积极解读。渣打中国行长、总裁兼副董事长张晓蕾表示:“近期有很多在金融市场方面对外资银行更为开放的政策出台,这对包括渣打在内的外资银行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我们在反复思考如何配合新政,把外资银行的强项用好。渣打的强项是跨境优势,目前我们正在做很多具体的、业务方面的调整和部署,希望能够尽快利用好政策的红利,同时也给集团更多的信心,展示中国市场是如何一步一步更加开放并支持外资银行的发展。”
  透过以往的投资案例,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这种合作模式被证明是值得提倡鼓励的。某东南亚外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表示:“我们持有一家东北城商行15%股权已经8年了,虽然现在正在处理脱售事宜,不过合作还是非常愉快的。一方面投资回报收益达17%,另一方面通过与中资行人员的业务交流,我们更了解中国本土市场,有助于我行进一步在国内推广业务。”
  资本充足率是“拦路虎”
  谈及为什么会脱售上述城商行的股权,该行长表示:“金融危机之后,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在不断提升,综合计算来看,继续持股的机会成本很高,母行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脱售,但对整体投资合作非常满意。”
  事实上,该行的做法也是近年来外资银行抛售中资银行股权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澳大利亚四大行之一澳新银行宣布,已与两家中国公司达成协议,出售其所持有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下称“上海农商行”)20%股权。“该交易案反映了我们战略调整的走向——精简业务,并提升资本效率。”澳新银行副总裁Graham Hodges表示,“这能让我们专注于在亚洲银行间机构的业务。”公告称,该交易案预计提升澳新银行普通股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40个基点。
  对于出售天津银行12%股份,澳新银行总裁廖贤志表示,由于澳新银行在中国零售业务份额较小,未来要聚集全行资源在最擅长的机构金融领域,澳新银行将逐渐出售亚洲银行股权,以弥补资本充足率和聚焦本身业务。
  最早撤出潮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全球经济未能复苏,加上监管要求提高,外资银行流动性进一步告急,不得不回笼资金提升自身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以满足监管要求。”该行长表示。
  此前抛售中资银行股权的澳新银行发言人Paul Edwards也指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监管在《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下,都要求银行必须有更多的资本金、更高的资本充足率以应对风险。与此同时,新规定的计算标准却使得外资行在中资行持有的少数股权,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本占用,这是外资银行近年来退出中资银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也导致从2008年末到2013年9月,出现5家外资行清仓中资银行持股,且以国有大行为主。2015年开始,外资行减持对象变为股份行。包括中信、兴业和华夏都出现外资行股东减持或者清仓的情况。2016年2月,花旗银行正式宣布与中国人寿达成协议,向后者出售其所持有广发
  银行20%的股份,
  宣告退出广发银
  行。
  截至目前,12家股份制银行的前十大股东中,仅有渣打银行持有渤海银行19.99%股权,以及新加坡大华银行持有恒丰银行13.18%股权。
  某外资行研究部门人士表示,外资行股东最初购入中资银行股权,总体是在解决对中国市场熟悉度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20%的持股上限限制了外资行股东提高话语权的可能,其在长期持股积累一定回报后,当中资行盈利前景黯淡时退出无可厚非。上述东南亚外资行行长表示:“目前不少中资行都和境外战略投资者保持合作关系,这要根据其本身母行的业务战略发展具体分析。对银行而言,持股中资行是多元化运营的一种方式。但挑战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双方之间的磨合。对于有能力的大型外资法人银行而言,也算增加了一个投资路径。”
  外资行关注点转移
  《决定》出来之后,据有关媒体报道,有外资银行火速起草投资方案。该报道援引一位港资银行人士消息,“称其所在银行已经着手进行政策研究,并就投资入股中资银行制定可行性方案。不过,在曾刚看来,外资母行本身在中国的投资早就已经放开了,对于本地的外资法人银行,这一政策的意义有限,因为往往这些银行本身并没有能力来进行中资银行的股权投资,它只是母行在国内的一个注册机构。”
  按照《决定》,外商独资银行持股需要满足诸多规定条件。银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决定》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参照本条关于境外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记者进一步查询了《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根据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中资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规定,此后,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投资中资银行须满足:最近一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0亿美元;银监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两年对其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当达到其注册地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且不低于10.5%;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不低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10%;内部控制健全有效等条件。
  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外资银行已在华设立39家法人机构(下设分行315家)、121家母行直属分行和166家代表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营业性机构总数达到1031个,分布在70个城市。
  一位港资银行分析师认为,此次行政许可修改更多是操作层面的松绑,和外资行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和监管环境变化不形成直接联系,但总体来看,此次松绑更有利于在内地网点和实力更为雄厚的外资行,以港资银行为主。
  对于大多数外资法人银行而言,可能其关注点在于外资股东对提升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的调整。在行业人士看来,持股比例上限调整后,外资投资者从战略、财务上的自主权都会更高;较高的持股比例也使得外资机构的话语权更大,可以使被投资银行更多遵循外资银行的运行机制,较多的持股也能带来外资的投资黏性,不会轻易抛售。
  不过,记者了解到,银监会在2015年6月发布并实施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并未把相关的持股比例上限提高,实施办法仍为:单一外资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中资银行的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外资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在曾刚看来,对于外资行发展而言,未来的重点已经不是集中在参股中资行了,更多的是关于综合化经营。“多年前外资行就开始参股中资行,中国最好的银行上市之前都引进过战略投资者,且很多都是外资银行,现在已经发挥过作用并成功退出了。现在外资银行诉求点在于借助投资如信托、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来实现综合化运营。”
  综合来看,外资行持股中资行面临许多在华发展的战略现实考量。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外资行持续从国内撤离,背后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现在全球金融经济整体比较低迷,国内银行业的盈利也是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外资行更擅长为企业提供跨市场的资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在中国存在一些市场契合的问题,有“水土不服”的症状,在中国经营想获得起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撤资是权衡自身利弊后的一种选择。
  紧盯金融业开放机会
  此次《决定》出台,更大的市场意义被认为是国内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释放的开放信号,这对近年来在华发展缓慢的外资行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机会。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曾指出,近年来中资银行发展迅猛,加上本土优势和互联网金融等的影响,外资行在与中资银行直接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直接影响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
  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或许可以稍微扭转一下这种劣势。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峰表示,对外资入股银行业放松管制,既是积极利用外资,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表现。预计近期内,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上新台阶,各类机构准入会有新动作。
  事实上,外资银行也在时刻跟踪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脚步,以实现在华银行业务的突围。如近期内地资本市场频繁为外资银行开绿灯,包括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分别获得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前海证券”)、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前海证券”)的牌照,为外资银行获得非息收入、拓展市场带来更多可能。
  恒生银行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郑慧敏认为,强大的跨境及跨业务联系,是该行争取新业务之重要竞争优势,并确保该行能为长远的持续增长打好基础。恒生银行在内地加强提供投资服务方案,零售投资基金的销售因此有所增加。2016年,恒生银行已于内地开展基金发行业务,郑慧敏介绍道,今年4月该行在内地的外资控股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出旗下首只公募基金。
  汇丰控股主席范智廉也表示,汇丰控股集团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是参与中国内地逐步开放的资本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开放资本市场的工作取得多项重要进展,包括放宽外资机构对境内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以及建立债券通机制,让境外投资者能够透过香港,在中国内地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在上述发展情况下,范智廉介绍道,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6月底获得批准,成立首家由外资控股的合资证券公司,即汇丰前海证券,使汇丰可以在内地提供广泛的证券及投资银行服务。
  除汇丰前海证券外,另一家由东亚银行设立的东亚前海证券亦获得牌照。汇丰前海证券、东亚前海证券注册地均为深圳市,注册资本分别为人民币18亿元、15亿元。
  在行业人士看来,未来银行业对外开放节奏会继续保持稳定,平稳引进、利用外资,改善当前国内跨境资本流动状况是大方向。
  目前,监管当局也充分认可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的“鲶鱼效应”。在此前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开放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周小川以外资行举例说:“当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期望引入资本,回头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了很多内容,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后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带来改革压力,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等。”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奚君羊表示,银行业的逐步开放是整个中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银行业的开放有助于提高中资银行的整体运营能力,学习外资银行现有的经营经验,形成有益的行业竞争,对未来适应国际市场的发展打下基础。
  “但这是一个缓慢,循序渐进的过程。”奚君羊表示,“近期政府多次强调金融安全,严控金融系统性风险并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立即放松了外资行对中资行的投资比例会影响整体金融稳定,不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