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利剑出鞘
器？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电影《无间道》里的这句台词曾经被人们奉为人生的经典。同样，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冥冥之中，都有一条法则在支配、在主宰。发生在今年夏天的洪涝灾害、先前北京地区的沙尘暴，以及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已给每一个理性的头脑敲响了警钟---追根溯源，有识之士已深刻认识到，那种罔顾自然、"掠夺式"的发展理念必须改变，曾经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也须转变。
那么，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使我国经济走上一条安全发展、清洁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呢？中央政府的有关决策已清晰地表明，节能减排成为了我国经济实现由"快"到"好"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国家不断出台新措施抑制能耗，但节能减排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面对重重阻力，政府部门该祭出怎样的利
成为基本国策
国家发改委2007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于本周三举行。发布会的三项议程中有两项与节能减排紧密相关。相关发言人不仅介绍了5－6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专项大检查的情况，而且在介绍上半年工交行业的运行情况时指出，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高耗能行业的调控力度，从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等六个行业运行情况看，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能源消耗增速总体依然偏快，给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以及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下半年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展，切实落实节能减排各项工作措施。
毫无疑问，节能减排正成为我国经济实现由“快”到“好”转型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早在2006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这份《纲要》中，“节能减排”的概念和一系列具体要求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十一五”规划要求，用五年的时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纲要》强调，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实现结构节能，尤其是要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工作。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实施，《纲要》还提出要加快立法步伐，实行单位能耗目标责任和考核制度，完善重点行业能耗和水耗准入标准、主要用能产品和建筑物能效标准、重点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和取水定额标准。
除了画出节能减排工作五年“路线图”，这一份规划还不同寻常地下达了多项“硬指标”。例如，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禁止新（扩）建钢铁、冶炼等高耗能企业；到201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增加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能力，使90％的现有电厂达标排放等等。
有经济学家分析，政府的这种做法表明，曾经为中国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终于寿终正寝，节能减排作为一项必须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国策已然确立。从另一方面说，也证明中国已经完全无法负荷“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了，那种罔顾自然、强取豪夺的发展理念也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下简称《方案》）。《方案》阐释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具体的节能减排工作目标。主要分两方面：节能方面，到201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减排方面，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
业界人士分析，《方案》进一步明确了2010年中国必须实现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并相应出台了八个方面的措施大力促进节能。在这些措施中，无论是对节能减排的执行力度，还是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投入，中央决策层强化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心与意志都表露无遗。
然而，政府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此。此后，国务院及各部委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诸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等，并针对钢铁、煤炭、电力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节能减排措施。
阻力重重
在一系列相关方针政策密集出台后，国家将各项降低能耗的“硬指标”具体下达给了国内各省市。国内30个省市在接到国务院的命令后，立即开始着手审查本地区的能耗和排污情况，并提出了各自的节能减排计划。然而，目前为止，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目标均未达到。
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全国万元GDP能耗应该降低20％左右。这就意味着2006－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单位着GDP能耗降低率应为4％。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除北京以外，全国29个省份均未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市单位GDP能耗比上一年降低了5.25％，剩下的29个地区单位
GDP能耗下降幅度超过3％的有17个地区，降幅为2％－3％的有6个地区，1％－2％的有6个地区。去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为1.206吨标准煤/万元，比2005年下降1.33％，远低于4％的年度平均降低率目标。这样的结果，无疑给雄心勃勃的五年节能减排目标浇上了一盆冷水。
与此同时，谢伏瞻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由于国际上现在还没有所谓“绿色GDP”的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这就意味着，原本被人们寄予厚望，被视为可有效监督地方节能减排最直接的利器将不复存在。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国家在努力量化经济高速增长成本方面的一大挫折。而国家环保局和统计局在是否发布“绿色GDP”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也让国人看到了节能减排工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绿色GDP”实际上是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以数据的形式对外发布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环境退化成本，由此产生一个扣除该成本的数据。根据2006年首次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成本达到人民币5120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在首次发布了“绿色GDP”后，国内各界一直对2005年的相关数据予以强烈的关注，这一本应于今年3月份发布的数据却一直“难产”。国家环保总局希望通过公布“绿色GDP”数据，来引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新认识，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却害怕数据一旦公布将对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并损害一些地区的“光辉”形象，因此，对国家统计局施压，要求取消这项数据的公布。
“绿色GDP”数据的取消公布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件，它说明即使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认识到近30年国内无节制的经济扩张已使环境受到破坏，但在以经济高速发展为至高目标的地方政府面前，想做到节能减排，对自然环境负起责任，仍然面临重重阻力。
形势严峻
节能减排，实际上就是指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我们所说的节能减排，更多的是针对整个经济运行状况而言。今年2月，世界银行公开了一项由中国环境机构进行的研究。调查显示，2003年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占GDP比例可能高达5.78％，折算成人民币是7810亿元。国家环保部门早些时候也表示，近年来许多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进一步显示，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增加。如果再不加以调控，经济发展将无法持续。
实际上，中国不计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使自己吃够了苦头。近年来，国际原材料价格频频上涨，屡屡突破历史新高。归根结底，是国际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吃准了国内现今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高效使用能源的症结。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转，中国不得不在全球“撒网”，哪里有原材料，哪里就有中国人的身影。这样做的后果，不仅造成了如今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还在国际上被定义为“张着血盆大口吞食一切地球资源的巨龙”的荒唐形象，甚至连英国、日本等国丢了下水道的窨井盖、住宅区的铁制秋千都联系上了中国，认为是中国无节制的能源原材料需求导致了这种偷窃行为。鉴于此，中国政府近两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强调务必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上下大功夫。
然而，节能减排最大的迫切性其实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节约能耗不仅为了节省经济发展的成本，至关重要的是保护我们自身居住的日益脆弱的自然环境，而减少污染排放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本月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的GDP增速已经达到11.5％。照此速度，中国将很快取代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可是，许多人并没有想到，在辉煌的经济成就背后，在憧憬民族复兴、重塑盛世的美好前景下，中国的自然环境早已是不堪重负。其中，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感受最深刻的还是水资源的恶化。
今年5、6月份，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及云南滇池相继爆发蓝藻危机，继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饮用水危机，其中太湖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近年来，太湖地区的水质污染愈演愈烈，湖水水质富营养化程度加剧，这为蓝藻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温床。而高温天气和阳光的暴晒，又使“蓝藻”在岸边死亡、腐烂，发出刺鼻的臭味，污染了湖水。由于沿岸居民的自来水水源几乎全部取自太湖，因此，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也发生污染。人可以不吃饭，却必须每天喝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无水可喝的市民开始惊慌失措。于是，超市各种瓶装、桶装的纯净水被抢购一空，原本6元一桶的纯净水也飙升到10元。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市民开始大量购买其他品种的饮料和排队买面包，因为他们担心用变质水做饭影响健康。据事后统计，这场危机给发生地无锡造成了上百亿元的财政损失，这还不包括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场蓝藻引发的饮水危机，将太湖地区长年的水污染问题暴露无疑，也让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如果“排污者众、治污者寡”的情况再不得到改善，未来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将再无立足之地。
除了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也同样触目惊心。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亚洲的城市中调查，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榜单上，总是会同时出现几个中国大中城市的名字。6月，由于农民焚烧秸秆和汽车尾气等问题，北京出现7年来同期最差的空气质量；兰州更是被屡屡拿出来说事，被国外一些环保专家指责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其他如洪涝水灾、洞庭湖鼠灾、华中地区干旱、土地沙漠化、泥石流等，由环境恶化引起的各种灾害更是层出不穷。说到底，发展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足、安乐的日子，而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成不变，那么，没等到人们从日益繁荣的经济中获得实惠，就已经开始先行吞咽“掠夺式”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苦果。
出路何在
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说得轻一点是本末倒置，说得重一点不啻是“杀鸡取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自然环境、强调与自然共生的传统。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人对子孙谆谆告诫，认为应该“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否则人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但现在很多企业的行为却完全违背这种理念。
以前讲节能减排，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未来美好前景的展望，环境保护并没有与经济发展比肩；而现在讲节能减排，是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的一种现实补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为了追求经济产值牺牲了环境，现在只能用更高昂的代价来弥补当初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节能减排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征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关税，调高高耗能企业电价等措施纷纷制定。当然，这些措施都是好的，可好的政策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贯彻机制。但是，从最近的一些调查中发现，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彻底执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排污反弹。现实表明，人们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当前中国实行多年的奖惩机制不适合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它突出奖励为当地增加
GDP的地方官员，使他们积极地创造效率低下且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这种体制产生的两种现象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首先，地方官员对通过以环境为代价，将成本压至最低来求得生存的小工厂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其次，地方官员追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投资是创造GDP最便捷的渠道。
现在，不少地方官员追求GDP增长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城市的经济繁荣短时间可以看见，而环境的改善则是潜移默化的。许多官员都是“急性子”，他们希望能通过立竿见影的工作成绩，换取仕途的升迁或是其他的奖励。这些因素使他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一批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纷纷上马，一笔笔固定投资进账。对他们来说，“为官一任”需要做出点实实在在拿得出手的成绩，至于所带来的危害，就留给了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去品尝。许多经济学家强调，除非改变这种体制，否则节能减排只能事倍功半。
除了改变奖惩机制，政府还应该提高能源价格。一些经济学家分析，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实行低价政策，这意味着谁多消耗资源，谁就多分享经济利益。扭曲的价格信号对企业产生“逆导向”，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难以解决。因而用市场力量“倒逼”企业节能减排显得至关重要，提高资源价格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谢国忠表示，这种做法已经在日本得到了验证。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不到美国的一半，原因是它的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出1倍以上。今后10年，中国应该逐步征收100％的能源消耗税，这样每年可以为国家增加3万亿元的收入。这笔钱可以用来发展公共交通、低成本住房并防治污染。
那么，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使我国经济走上一条安全发展、清洁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呢？中央政府的有关决策已清晰地表明，节能减排成为了我国经济实现由"快"到"好"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国家不断出台新措施抑制能耗，但节能减排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面对重重阻力，政府部门该祭出怎样的利
成为基本国策
国家发改委2007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于本周三举行。发布会的三项议程中有两项与节能减排紧密相关。相关发言人不仅介绍了5－6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理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专项大检查的情况，而且在介绍上半年工交行业的运行情况时指出，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高耗能行业的调控力度，从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等六个行业运行情况看，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能源消耗增速总体依然偏快，给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以及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下半年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展，切实落实节能减排各项工作措施。
毫无疑问，节能减排正成为我国经济实现由“快”到“好”转型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早在2006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这份《纲要》中，“节能减排”的概念和一系列具体要求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十一五”规划要求，用五年的时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纲要》强调，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实现结构节能，尤其是要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工作。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实施，《纲要》还提出要加快立法步伐，实行单位能耗目标责任和考核制度，完善重点行业能耗和水耗准入标准、主要用能产品和建筑物能效标准、重点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和取水定额标准。
除了画出节能减排工作五年“路线图”，这一份规划还不同寻常地下达了多项“硬指标”。例如，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禁止新（扩）建钢铁、冶炼等高耗能企业；到201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增加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能力，使90％的现有电厂达标排放等等。
有经济学家分析，政府的这种做法表明，曾经为中国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终于寿终正寝，节能减排作为一项必须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国策已然确立。从另一方面说，也证明中国已经完全无法负荷“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了，那种罔顾自然、强取豪夺的发展理念也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今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下简称《方案》）。《方案》阐释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具体的节能减排工作目标。主要分两方面：节能方面，到201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减排方面，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
业界人士分析，《方案》进一步明确了2010年中国必须实现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并相应出台了八个方面的措施大力促进节能。在这些措施中，无论是对节能减排的执行力度，还是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投入，中央决策层强化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心与意志都表露无遗。
然而，政府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此。此后，国务院及各部委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诸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等，并针对钢铁、煤炭、电力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节能减排措施。
阻力重重
在一系列相关方针政策密集出台后，国家将各项降低能耗的“硬指标”具体下达给了国内各省市。国内30个省市在接到国务院的命令后，立即开始着手审查本地区的能耗和排污情况，并提出了各自的节能减排计划。然而，目前为止，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目标均未达到。
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全国万元GDP能耗应该降低20％左右。这就意味着2006－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单位着GDP能耗降低率应为4％。可是，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除北京以外，全国29个省份均未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市单位GDP能耗比上一年降低了5.25％，剩下的29个地区单位
GDP能耗下降幅度超过3％的有17个地区，降幅为2％－3％的有6个地区，1％－2％的有6个地区。去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为1.206吨标准煤/万元，比2005年下降1.33％，远低于4％的年度平均降低率目标。这样的结果，无疑给雄心勃勃的五年节能减排目标浇上了一盆冷水。
与此同时，谢伏瞻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由于国际上现在还没有所谓“绿色GDP”的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这就意味着，原本被人们寄予厚望，被视为可有效监督地方节能减排最直接的利器将不复存在。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国家在努力量化经济高速增长成本方面的一大挫折。而国家环保局和统计局在是否发布“绿色GDP”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也让国人看到了节能减排工作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绿色GDP”实际上是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以数据的形式对外发布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环境退化成本，由此产生一个扣除该成本的数据。根据2006年首次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成本达到人民币5120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在首次发布了“绿色GDP”后，国内各界一直对2005年的相关数据予以强烈的关注，这一本应于今年3月份发布的数据却一直“难产”。国家环保总局希望通过公布“绿色GDP”数据，来引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新认识，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却害怕数据一旦公布将对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并损害一些地区的“光辉”形象，因此，对国家统计局施压，要求取消这项数据的公布。
“绿色GDP”数据的取消公布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件，它说明即使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认识到近30年国内无节制的经济扩张已使环境受到破坏，但在以经济高速发展为至高目标的地方政府面前，想做到节能减排，对自然环境负起责任，仍然面临重重阻力。
形势严峻
节能减排，实际上就是指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我们所说的节能减排，更多的是针对整个经济运行状况而言。今年2月，世界银行公开了一项由中国环境机构进行的研究。调查显示，2003年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占GDP比例可能高达5.78％，折算成人民币是7810亿元。国家环保部门早些时候也表示，近年来许多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进一步显示，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增加。如果再不加以调控，经济发展将无法持续。
实际上，中国不计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使自己吃够了苦头。近年来，国际原材料价格频频上涨，屡屡突破历史新高。归根结底，是国际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吃准了国内现今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高效使用能源的症结。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转，中国不得不在全球“撒网”，哪里有原材料，哪里就有中国人的身影。这样做的后果，不仅造成了如今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还在国际上被定义为“张着血盆大口吞食一切地球资源的巨龙”的荒唐形象，甚至连英国、日本等国丢了下水道的窨井盖、住宅区的铁制秋千都联系上了中国，认为是中国无节制的能源原材料需求导致了这种偷窃行为。鉴于此，中国政府近两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强调务必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上下大功夫。
然而，节能减排最大的迫切性其实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节约能耗不仅为了节省经济发展的成本，至关重要的是保护我们自身居住的日益脆弱的自然环境，而减少污染排放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本月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的GDP增速已经达到11.5％。照此速度，中国将很快取代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可是，许多人并没有想到，在辉煌的经济成就背后，在憧憬民族复兴、重塑盛世的美好前景下，中国的自然环境早已是不堪重负。其中，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感受最深刻的还是水资源的恶化。
今年5、6月份，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及云南滇池相继爆发蓝藻危机，继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饮用水危机，其中太湖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近年来，太湖地区的水质污染愈演愈烈，湖水水质富营养化程度加剧，这为蓝藻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温床。而高温天气和阳光的暴晒，又使“蓝藻”在岸边死亡、腐烂，发出刺鼻的臭味，污染了湖水。由于沿岸居民的自来水水源几乎全部取自太湖，因此，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也发生污染。人可以不吃饭，却必须每天喝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无水可喝的市民开始惊慌失措。于是，超市各种瓶装、桶装的纯净水被抢购一空，原本6元一桶的纯净水也飙升到10元。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市民开始大量购买其他品种的饮料和排队买面包，因为他们担心用变质水做饭影响健康。据事后统计，这场危机给发生地无锡造成了上百亿元的财政损失，这还不包括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场蓝藻引发的饮水危机，将太湖地区长年的水污染问题暴露无疑，也让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如果“排污者众、治污者寡”的情况再不得到改善，未来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将再无立足之地。
除了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也同样触目惊心。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亚洲的城市中调查，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榜单上，总是会同时出现几个中国大中城市的名字。6月，由于农民焚烧秸秆和汽车尾气等问题，北京出现7年来同期最差的空气质量；兰州更是被屡屡拿出来说事，被国外一些环保专家指责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其他如洪涝水灾、洞庭湖鼠灾、华中地区干旱、土地沙漠化、泥石流等，由环境恶化引起的各种灾害更是层出不穷。说到底，发展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足、安乐的日子，而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成不变，那么，没等到人们从日益繁荣的经济中获得实惠，就已经开始先行吞咽“掠夺式”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苦果。
出路何在
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说得轻一点是本末倒置，说得重一点不啻是“杀鸡取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自然环境、强调与自然共生的传统。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人对子孙谆谆告诫，认为应该“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否则人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但现在很多企业的行为却完全违背这种理念。
以前讲节能减排，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未来美好前景的展望，环境保护并没有与经济发展比肩；而现在讲节能减排，是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的一种现实补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为了追求经济产值牺牲了环境，现在只能用更高昂的代价来弥补当初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节能减排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征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关税，调高高耗能企业电价等措施纷纷制定。当然，这些措施都是好的，可好的政策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贯彻机制。但是，从最近的一些调查中发现，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彻底执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排污反弹。现实表明，人们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当前中国实行多年的奖惩机制不适合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它突出奖励为当地增加
GDP的地方官员，使他们积极地创造效率低下且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这种体制产生的两种现象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首先，地方官员对通过以环境为代价，将成本压至最低来求得生存的小工厂采取了姑息的态度；其次，地方官员追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投资是创造GDP最便捷的渠道。
现在，不少地方官员追求GDP增长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城市的经济繁荣短时间可以看见，而环境的改善则是潜移默化的。许多官员都是“急性子”，他们希望能通过立竿见影的工作成绩，换取仕途的升迁或是其他的奖励。这些因素使他们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一批批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纷纷上马，一笔笔固定投资进账。对他们来说，“为官一任”需要做出点实实在在拿得出手的成绩，至于所带来的危害，就留给了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去品尝。许多经济学家强调，除非改变这种体制，否则节能减排只能事倍功半。
除了改变奖惩机制，政府还应该提高能源价格。一些经济学家分析，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实行低价政策，这意味着谁多消耗资源，谁就多分享经济利益。扭曲的价格信号对企业产生“逆导向”，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难以解决。因而用市场力量“倒逼”企业节能减排显得至关重要，提高资源价格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谢国忠表示，这种做法已经在日本得到了验证。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不到美国的一半，原因是它的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出1倍以上。今后10年，中国应该逐步征收100％的能源消耗税，这样每年可以为国家增加3万亿元的收入。这笔钱可以用来发展公共交通、低成本住房并防治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