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出海”任重道远
在日前举办的“2007东亚投资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指出，近三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71.3%；到 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投资额超过733亿美元。由此可知，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其中以企业为载体的海外收购或合并等资本输出型投资日渐显现。而 5月，筹备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30亿美元购入美国黑石集团股份； 6月， 1.55万亿元特别国债获准发行，其用于购买的2000亿美元外汇，将成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这些都表明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外汇储备已超过 1.3万亿美元的现状下，以国家资金为首的中国资本大规模输出开始起步。在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转向对外资本输出的新形势下，我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模式是什么？现在是否是大力推动资本输出的合适时机？
中国资本转战世界
今年5月，从美国华尔街传出一条让全球金融界为之震动的消息。5月20日，正在酝酿上市的美国黑石集团宣布，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斥资30亿美元购入黑石集团股份，其所占股份比例最高不超过10％，每单位的购买价格将是黑石集团计划公开发售价格的95.5％，锁定期四年。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让世人的眼光迅速聚焦到事件的中心———筹备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身上。
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对国人来讲，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事实上它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不过才短短半年。今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对外宣布，决定由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牵头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由该公司向外汇局购买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3月9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国务院决定把正常的外汇储备和外汇投资分开管理。正常的外汇储备继续由外汇管理局来管理和运营，另外重新组建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的外汇投资公司，专门负责对国家手中的外汇进行投资。当时即有业内专家分析，这些消息的公布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
就在人们还在暗自揣测国家这么做有何深意时，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对外业务却已悄然开始。5月1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楼继伟、中央汇金控股公司总经理谢平与黑石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见面，首次提出入股黑石集团计划。之后，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合作协议，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顺利“出海”。
在业务开展的同时，外汇投资公司的筹备工作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6月27日，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一项议案，拟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审议并批准了此项议案。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有望9月挂牌，公司名称目前定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对中国政府管理外汇储备方式的这种变化，外界议论纷纷。有国外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国希望更积极主动地管理自己手中的大量外汇储备，开始注意合理调整币种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打算“主动出击”以期获得高额回报。
资本输出成必然趋势
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筹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以国家资金为首的中国资本大规模输出开始起步。选择用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式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转型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亟待调节和解决，为此必须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在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中，不仅包括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建厂，还可利用外汇管理配合结构性政策和汇率政策进行转变，如给对外投资提供方便，给经常项目用汇提供方便等。实际上，鼓励国有及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一直是近几年中国政府力推的一项主要政策，再结合近期筹备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国对外投资已开始由对外产品输出转向对外资本输出，“中国资本”这艘巨轮正加速扬帆远航。
中国的对外输出主要包括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三种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务输出一直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上世纪70－80年代的“出国打工潮”曾经席卷沿海等城市，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国是中国劳务输出的主要对象国。许多中国人到国外打工，然后将自己赚来的钱汇回国内，因此，劳务输出为国内初期外汇储备的积聚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政府颁布优惠的商业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设厂，制造业开始逐步崭露头角。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制造”的主体地位奠定，低廉的劳动成本、优惠的出口政策使产品输出大行其道，不久之后便取代劳务输出，成为主要输出形式。
资本输出相对于前两者来说，是更高形态的一种经济输出模式。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输出已经迫在眉睫。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去了解中国资本输出的特点，以及中国要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戴国强表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十分复杂，像中国目前压倒性的产品制造输出无法持久保持。从理论上说，单纯的商品贸易不可能充分利用参与贸易各方所具有的各种比较优势。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当对方贸易逆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遭遇到当地政府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最近两年，中国的对外出口形势起伏不定，许多国家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意图，对中国商品出口设立了种种限制。并且，由于双方贸易顺逆差差距太大，也使中国的对外出口备受争议。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大量的利润，一直是“薄利多销”，赚的不过是微薄的劳动成本，这种对外输出模式难以为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也为了绕开市场障碍，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戴国强表示，中国资本输出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大量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囤积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希望能通过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式，盘活这部分资金。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方式比较保守，主要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来实现保值。可是近几年，美元一直在缓慢贬值，投资美元已经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其次，资本输出对汇率制度的改革有辅助作用。中国资本输出海外，可以着重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让国外对人民币这一币种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可培育全球金融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将来，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时，这些措施会对保持汇率稳定大有好处；再次，资本输出对国内各产业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促使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加快国内各产业升级的步伐。
导火索是流动性过剩
尽管引发中国资本输出的原因很多，然而促使政府出面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国家形式对外输出资本的最直接原因，却是近几年始终无法解决的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推出一份《中国流动性报告》，就当前流动性是否过剩、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夏斌在报告中用权威的数据推断，当前国内市场上流动性已然过剩，而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夏斌指出，从2000年起至2006年底，我国基础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13.6％。其中2003年9月－2004年9月，基础货币的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3.6％，最高的达到17.07％，货币增长率比较高。而他判断流动性过剩主要根据三个因素：首先，超额储备与央行票据占存款比例高。当前银行体系内超额储备与其持有央行票据的总和，已从2003年的1.4万亿元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16万亿元。此性质的超额储备比率从2003年的6.81％直线上升到2006年的12.41％；其次，流动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高。尽管近几年贷款增长控制较严，但是这个比例几年来仍在不断提高，说明整个社会上流动性不断趋多的态势并未得到抑制。2002、2003年该比例分别为16.07％和16.58％，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上升到21.51％和21.49％；其三，从M2－GDP－CPI的增长指数动态看，近些年来一直处于较高的正值。2000年－2006年分别为4.09％、5.9％、8.08％、6.4％、2.1％、5.57％和3.44％。理应收紧流动性的2005、2006年，该增长指数却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2000、2001年差不多。
夏斌认为，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必须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但是，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海鸥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一直依靠吸引外资和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由此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国内的外汇储备已经翻了900多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6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并且其加速增长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迹象。虽然通过对外产品输出赢得外汇储备是一件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外汇储备如果持续增加，会给国内流动性增加更大的压力，现在通过政府行为开始调整正当其时。
资本输出的主要模式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一直存在。套用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资本输出并不是富国的专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和流出同时存在。随着国民收入上升，流出资本量会逐渐增加。早期，中国对非洲等国的经济援助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有这些项目，国有建设公司组织人力出国工作，这便是比较典型的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动力输出的情况。渐渐的，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对外投资开始迅速上升。
当前，中国的资本输出主要指以企业为载体的海外投资、收购或合并，投资方向主要是东南亚、非洲和欧美的一些地区。联想收购IBM、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等案例，影响都非常大。在这股对外投资的大潮中，江浙、广东等地民营企业明显领先一步。2006年，广东民企在境外新设立企业58家，协议投资8638万美元，分别占全省新设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和协议投资额的53.7％和51.8％；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高。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数占全省对外投资项目总数比例超过95％。
除了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也是主要原因。商务部曾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另外，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快与外国政府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一步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和保障能力。
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则在政府的支持下，投资国外的资源型企业，利用收购股票、投资股权等方式，控股海外一些大型原材料生产公司。这方面，主要以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为主。最近又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矿业公司（BHP）。澳大利亚的《太阳论坛报》报道称，“并购BHP，中国可以获得多种矿产资源。”另据路透社统计，从2002年以来，数家中国公司已向全球各种能源公司和项目投入逾150亿美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为保证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参与控股优于购买所有权，购买所有权优于建立战略性储备。利用股权与股票投资控股资源型企业，可使中国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获得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广泛收购的做法值得借鉴。
除了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鼓励企业“远航海外”，政府还逐步放宽对国内居民投资境外金融产品的限制。从2006年开始，中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对外金融投资，例如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推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等。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15家银行134亿美元境外代客理财购汇额度，批准15家保险公司51.74亿美元境外投资额度，批准1家基金管理公司5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度。与此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进一步调整了个人外汇管理政策，决定自2007年2月1日起，将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由以前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到5万美元，力图“藏汇于民”。
资本输出任重道远
记者了解到，对于资本输出本身是好是坏，国内舆论并没有太大的争议。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能利用资本输出带动产品输出和劳务输出，无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美境界。然而，在当前是否是大力推动资本输出的合适时机问题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
戴国强认为，资本输出实际上是一种优势理论，由卖产品转变为卖资本，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靠低廉劳动力支持经济发展，不仅无法获得可观的外贸利润，还经常落人口舌。环顾当今世界，“封杀中国制造”的叫嚣声四起，以制造业立国看来不是长久之计。对外资本输出可解决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囤积等问题，还可获得较高的盈利，
戴国强指出，当务之急，是国家应该制定一个5－10年长期的资本输出战略，而不仅仅是在政策上给予一些零散的鼓励。政府有必要研究中国资本输出的特殊规律，制订一揽子的战略规划，先搭好一个框架，再逐条细化要做的工作。同时，成立一些信息机构，专门负责收集、统计和分析对外投资的一些信息，再对外公布，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建议。
国资委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赵晓则表示，目前是否适合大规模的对外资本输出还值得商榷。赵晓表示，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向没有错，它是市场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内容。现在，我国贸易顺差呈几何级增长，居民手头的储蓄资金充足，从理论上讲，资本输出的客观条件具备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就大力推动资本输出还存在重大的隐忧。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是要取得高额回报，当今世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投资，回报可观。这也是大量国际资本急切涌入中国的原因。放眼世界，在投资回报上能与中国媲美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现在将资本输出海外，无疑是舍高求低，这笔账是不是划算还未可知。
对外资本输出的确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首要选择，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不同之处。其他国家是因为国内没有可做的事，没有可投资的产业，才将资本大量放贷海外，攫取回报。可是，中国国内现在正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只不过限于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工具缺乏等客观条件，才出现无处投资的现象。一旦疏通了投资渠道，保证了投资安全，就会发现国内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另外，社会舆论普遍注意经济泡沫危险，却忘了对外投资的风险性更高。赵晓强调，日本当年经济崩溃，大家都认为是经济泡沫作祟，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对外投资失败所致。据统计，日本对美国投资当时损失了将近8000亿美元，这几乎是它80年代对美贸易顺差的总和。所以，对外投资风险非常大，这一点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链接
德勤华永华北区主管合伙人颜漏有：
如何使收购兼并创造价值
收购兼并在一个企业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但是，收购兼并到底能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最近几年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海外收购兼并的例子，明基购并了西门子手机业务，最后德国手机公司申请破产；几年前TCL收购了法国的汤姆森，这几年整合进展并不是非常顺利，最近还是回到了原点；联想收购IBM，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收购兼并的案例大部分都失败了，真正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比重不到20％，绝大部分甚至侵害原有的股东价值，或者只能产生比原来低的价值。
要使收购兼并成为一次最佳的实践，有几方面必须明确，第一，清楚购并希望达到什么目标；第二，能控制整合的过程，尽早地达成整合的综效；第三，要特别强调人员、文化的整合是成功的关键。
德勤全球资深合伙人、前CEO白礼德：
利用全球和地区两种资源投资
有效的跨境投资是宏观和微观进行调整的总和。“全球化”应该叫“全球地区化”，应该利用全球和地区两种资源进行投资。很多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战略制定的时候，都非常注意本地化的情况，建立起广泛的战略以后，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产品发展、市场的开发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要把文化的意识、品牌的建设和投资建立在一起。随着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跨境投资并购中来，我们认为有更多的机会提供更多的攻势。从长期来看，这些并购会成功的。
摘自“2007东亚投资论坛”
今年5月，从美国华尔街传出一条让全球金融界为之震动的消息。5月20日，正在酝酿上市的美国黑石集团宣布，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斥资30亿美元购入黑石集团股份，其所占股份比例最高不超过10％，每单位的购买价格将是黑石集团计划公开发售价格的95.5％，锁定期四年。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让世人的眼光迅速聚焦到事件的中心———筹备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身上。
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对国人来讲，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事实上它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不过才短短半年。今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对外宣布，决定由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牵头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由该公司向外汇局购买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3月9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国务院决定把正常的外汇储备和外汇投资分开管理。正常的外汇储备继续由外汇管理局来管理和运营，另外重新组建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的外汇投资公司，专门负责对国家手中的外汇进行投资。当时即有业内专家分析，这些消息的公布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
就在人们还在暗自揣测国家这么做有何深意时，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对外业务却已悄然开始。5月1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楼继伟、中央汇金控股公司总经理谢平与黑石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见面，首次提出入股黑石集团计划。之后，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合作协议，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顺利“出海”。
在业务开展的同时，外汇投资公司的筹备工作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6月27日，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一项议案，拟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即审议并批准了此项议案。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有望9月挂牌，公司名称目前定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对中国政府管理外汇储备方式的这种变化，外界议论纷纷。有国外媒体认为，这说明中国希望更积极主动地管理自己手中的大量外汇储备，开始注意合理调整币种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打算“主动出击”以期获得高额回报。
资本输出成必然趋势
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筹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以国家资金为首的中国资本大规模输出开始起步。选择用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式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转型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亟待调节和解决，为此必须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在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中，不仅包括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建厂，还可利用外汇管理配合结构性政策和汇率政策进行转变，如给对外投资提供方便，给经常项目用汇提供方便等。实际上，鼓励国有及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一直是近几年中国政府力推的一项主要政策，再结合近期筹备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国对外投资已开始由对外产品输出转向对外资本输出，“中国资本”这艘巨轮正加速扬帆远航。
中国的对外输出主要包括劳务输出、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三种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务输出一直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形式。上世纪70－80年代的“出国打工潮”曾经席卷沿海等城市，美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国是中国劳务输出的主要对象国。许多中国人到国外打工，然后将自己赚来的钱汇回国内，因此，劳务输出为国内初期外汇储备的积聚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政府颁布优惠的商业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设厂，制造业开始逐步崭露头角。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制造”的主体地位奠定，低廉的劳动成本、优惠的出口政策使产品输出大行其道，不久之后便取代劳务输出，成为主要输出形式。
资本输出相对于前两者来说，是更高形态的一种经济输出模式。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输出已经迫在眉睫。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去了解中国资本输出的特点，以及中国要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戴国强表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十分复杂，像中国目前压倒性的产品制造输出无法持久保持。从理论上说，单纯的商品贸易不可能充分利用参与贸易各方所具有的各种比较优势。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当对方贸易逆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遭遇到当地政府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最近两年，中国的对外出口形势起伏不定，许多国家出于保护国内产业的意图，对中国商品出口设立了种种限制。并且，由于双方贸易顺逆差差距太大，也使中国的对外出口备受争议。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大量的利润，一直是“薄利多销”，赚的不过是微薄的劳动成本，这种对外输出模式难以为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也为了绕开市场障碍，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戴国强表示，中国资本输出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大量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囤积状态，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希望能通过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式，盘活这部分资金。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方式比较保守，主要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来实现保值。可是近几年，美元一直在缓慢贬值，投资美元已经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其次，资本输出对汇率制度的改革有辅助作用。中国资本输出海外，可以着重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让国外对人民币这一币种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可培育全球金融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将来，当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时，这些措施会对保持汇率稳定大有好处；再次，资本输出对国内各产业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促使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加快国内各产业升级的步伐。
导火索是流动性过剩
尽管引发中国资本输出的原因很多，然而促使政府出面设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国家形式对外输出资本的最直接原因，却是近几年始终无法解决的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推出一份《中国流动性报告》，就当前流动性是否过剩、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夏斌在报告中用权威的数据推断，当前国内市场上流动性已然过剩，而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夏斌指出，从2000年起至2006年底，我国基础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13.6％。其中2003年9月－2004年9月，基础货币的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3.6％，最高的达到17.07％，货币增长率比较高。而他判断流动性过剩主要根据三个因素：首先，超额储备与央行票据占存款比例高。当前银行体系内超额储备与其持有央行票据的总和，已从2003年的1.4万亿元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16万亿元。此性质的超额储备比率从2003年的6.81％直线上升到2006年的12.41％；其次，流动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高。尽管近几年贷款增长控制较严，但是这个比例几年来仍在不断提高，说明整个社会上流动性不断趋多的态势并未得到抑制。2002、2003年该比例分别为16.07％和16.58％，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上升到21.51％和21.49％；其三，从M2－GDP－CPI的增长指数动态看，近些年来一直处于较高的正值。2000年－2006年分别为4.09％、5.9％、8.08％、6.4％、2.1％、5.57％和3.44％。理应收紧流动性的2005、2006年，该增长指数却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2000、2001年差不多。
夏斌认为，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必须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但是，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海鸥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一直依靠吸引外资和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由此积聚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国内的外汇储备已经翻了900多倍，这个数字十分惊人。6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并且其加速增长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迹象。虽然通过对外产品输出赢得外汇储备是一件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外汇储备如果持续增加，会给国内流动性增加更大的压力，现在通过政府行为开始调整正当其时。
资本输出的主要模式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一直存在。套用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资本输出并不是富国的专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和流出同时存在。随着国民收入上升，流出资本量会逐渐增加。早期，中国对非洲等国的经济援助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有这些项目，国有建设公司组织人力出国工作，这便是比较典型的以资本输出带动劳动力输出的情况。渐渐的，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对外投资开始迅速上升。
当前，中国的资本输出主要指以企业为载体的海外投资、收购或合并，投资方向主要是东南亚、非洲和欧美的一些地区。联想收购IBM、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等案例，影响都非常大。在这股对外投资的大潮中，江浙、广东等地民营企业明显领先一步。2006年，广东民企在境外新设立企业58家，协议投资8638万美元，分别占全省新设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和协议投资额的53.7％和51.8％；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高。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数占全省对外投资项目总数比例超过95％。
除了企业自身战略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也是主要原因。商务部曾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另外，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快与外国政府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一步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和保障能力。
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则在政府的支持下，投资国外的资源型企业，利用收购股票、投资股权等方式，控股海外一些大型原材料生产公司。这方面，主要以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为主。最近又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矿业公司（BHP）。澳大利亚的《太阳论坛报》报道称，“并购BHP，中国可以获得多种矿产资源。”另据路透社统计，从2002年以来，数家中国公司已向全球各种能源公司和项目投入逾150亿美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为保证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参与控股优于购买所有权，购买所有权优于建立战略性储备。利用股权与股票投资控股资源型企业，可使中国在世界原材料市场上获得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广泛收购的做法值得借鉴。
除了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鼓励企业“远航海外”，政府还逐步放宽对国内居民投资境外金融产品的限制。从2006年开始，中国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对外金融投资，例如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推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等。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15家银行134亿美元境外代客理财购汇额度，批准15家保险公司51.74亿美元境外投资额度，批准1家基金管理公司5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度。与此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进一步调整了个人外汇管理政策，决定自2007年2月1日起，将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由以前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到5万美元，力图“藏汇于民”。
资本输出任重道远
记者了解到，对于资本输出本身是好是坏，国内舆论并没有太大的争议。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能利用资本输出带动产品输出和劳务输出，无疑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美境界。然而，在当前是否是大力推动资本输出的合适时机问题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
戴国强认为，资本输出实际上是一种优势理论，由卖产品转变为卖资本，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靠低廉劳动力支持经济发展，不仅无法获得可观的外贸利润，还经常落人口舌。环顾当今世界，“封杀中国制造”的叫嚣声四起，以制造业立国看来不是长久之计。对外资本输出可解决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囤积等问题，还可获得较高的盈利，
戴国强指出，当务之急，是国家应该制定一个5－10年长期的资本输出战略，而不仅仅是在政策上给予一些零散的鼓励。政府有必要研究中国资本输出的特殊规律，制订一揽子的战略规划，先搭好一个框架，再逐条细化要做的工作。同时，成立一些信息机构，专门负责收集、统计和分析对外投资的一些信息，再对外公布，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建议。
国资委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赵晓则表示，目前是否适合大规模的对外资本输出还值得商榷。赵晓表示，对外资本输出的方向没有错，它是市场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内容。现在，我国贸易顺差呈几何级增长，居民手头的储蓄资金充足，从理论上讲，资本输出的客观条件具备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就大力推动资本输出还存在重大的隐忧。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是要取得高额回报，当今世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投资，回报可观。这也是大量国际资本急切涌入中国的原因。放眼世界，在投资回报上能与中国媲美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现在将资本输出海外，无疑是舍高求低，这笔账是不是划算还未可知。
对外资本输出的确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首要选择，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有不同之处。其他国家是因为国内没有可做的事，没有可投资的产业，才将资本大量放贷海外，攫取回报。可是，中国国内现在正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只不过限于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工具缺乏等客观条件，才出现无处投资的现象。一旦疏通了投资渠道，保证了投资安全，就会发现国内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另外，社会舆论普遍注意经济泡沫危险，却忘了对外投资的风险性更高。赵晓强调，日本当年经济崩溃，大家都认为是经济泡沫作祟，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对外投资失败所致。据统计，日本对美国投资当时损失了将近8000亿美元，这几乎是它80年代对美贸易顺差的总和。所以，对外投资风险非常大，这一点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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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华北区主管合伙人颜漏有：
如何使收购兼并创造价值
收购兼并在一个企业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但是，收购兼并到底能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最近几年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海外收购兼并的例子，明基购并了西门子手机业务，最后德国手机公司申请破产；几年前TCL收购了法国的汤姆森，这几年整合进展并不是非常顺利，最近还是回到了原点；联想收购IBM，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收购兼并的案例大部分都失败了，真正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比重不到20％，绝大部分甚至侵害原有的股东价值，或者只能产生比原来低的价值。
要使收购兼并成为一次最佳的实践，有几方面必须明确，第一，清楚购并希望达到什么目标；第二，能控制整合的过程，尽早地达成整合的综效；第三，要特别强调人员、文化的整合是成功的关键。
德勤全球资深合伙人、前CEO白礼德：
利用全球和地区两种资源投资
有效的跨境投资是宏观和微观进行调整的总和。“全球化”应该叫“全球地区化”，应该利用全球和地区两种资源进行投资。很多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战略制定的时候，都非常注意本地化的情况，建立起广泛的战略以后，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产品发展、市场的开发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要把文化的意识、品牌的建设和投资建立在一起。随着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跨境投资并购中来，我们认为有更多的机会提供更多的攻势。从长期来看，这些并购会成功的。
摘自“2007东亚投资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