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另一种“转移排放”
国家统计局新出炉的11月份CPI同比上涨6.9%，这一统计数据再次刷新了近十年来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仅1.4%。食品类价格中，又以猪肉涨幅最大，上涨了56.0%，拉动CPI上涨1.74个百分点，占当月CPI涨幅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猪肉价格明显反弹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天气转凉，需求量增大，而养猪户补栏的情况并不理想。猪肉价格和供应问题暴露出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
既然猪肉价格和供应关乎民生，增加养殖便是应有之义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传来了“珠三角容不下一头猪”的不和谐声音：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这个从一个农业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国际加工制造业闻名的地级市，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东莞奇迹”。在去年全国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1000强排名中，东莞的虎门镇和长安镇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九。但是，在关乎民生的养猪问题上，当地的官员似乎显得有点为富不仁了。比如，关于禁止养猪的理由，说是旨在环保。当地官员称，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禁猪令”似乎也符合节能减排的国策。但事实上，今年7月3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殖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而且据报道，不少养猪场搬迁之后原址建造了污染严重得多的工业企业。这就触及到一个最实质的问题：土地资源稀缺。也就是说，在当地日益高企的土地成本下，养猪业显然无法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问题是，如果东莞可以改善市容市貌作借口而禁止养猪，而其他大中城市也群相效仿，那么CPI也许将永远高企。
由东莞禁止养猪，不由让人联想到产业梯度转移和污染转移排放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出现了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倾向，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拿着鸡毛当令箭。比如据报道，被东部地区淘汰关停的某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业，被中西部地区以种种优惠政策引进，导致出现了“产业梯次转移，污染向纵深发展”的局面。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把大量的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总部在英国的世界发展运动组织（WDM）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发达国家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由此及彼，如果东莞地方官员真的把养猪业视作为“最主要的污染源”，那么“禁猪令”是否也意味着他们将这个“污染源”转移排放呢？
毫无疑问，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富而好礼，穷则思变，这也许才是我们面对“成长的烦恼”的应有反应。那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最终将被人们所唾弃。最近国家统计局就取消了已经延续了9届的全国百强县（市）排名评选。这也意味着县域经济“政绩大赛”的终结，意味着对GDP至上观念的纠偏。东莞的地方官员将无法再为自己的名列前茅而自豪。那么，“禁猪令”是否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呢。
既然猪肉价格和供应关乎民生，增加养殖便是应有之义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传来了“珠三角容不下一头猪”的不和谐声音：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这个从一个农业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国际加工制造业闻名的地级市，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东莞奇迹”。在去年全国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1000强排名中，东莞的虎门镇和长安镇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九。但是，在关乎民生的养猪问题上，当地的官员似乎显得有点为富不仁了。比如，关于禁止养猪的理由，说是旨在环保。当地官员称，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禁猪令”似乎也符合节能减排的国策。但事实上，今年7月3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殖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而且据报道，不少养猪场搬迁之后原址建造了污染严重得多的工业企业。这就触及到一个最实质的问题：土地资源稀缺。也就是说，在当地日益高企的土地成本下，养猪业显然无法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问题是，如果东莞可以改善市容市貌作借口而禁止养猪，而其他大中城市也群相效仿，那么CPI也许将永远高企。
由东莞禁止养猪，不由让人联想到产业梯度转移和污染转移排放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出现了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倾向，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拿着鸡毛当令箭。比如据报道，被东部地区淘汰关停的某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业，被中西部地区以种种优惠政策引进，导致出现了“产业梯次转移，污染向纵深发展”的局面。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把大量的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总部在英国的世界发展运动组织（WDM）最近发表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发达国家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由此及彼，如果东莞地方官员真的把养猪业视作为“最主要的污染源”，那么“禁猪令”是否也意味着他们将这个“污染源”转移排放呢？
毫无疑问，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富而好礼，穷则思变，这也许才是我们面对“成长的烦恼”的应有反应。那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最终将被人们所唾弃。最近国家统计局就取消了已经延续了9届的全国百强县（市）排名评选。这也意味着县域经济“政绩大赛”的终结，意味着对GDP至上观念的纠偏。东莞的地方官员将无法再为自己的名列前茅而自豪。那么，“禁猪令”是否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