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慎用行政手段
显而易见，资产价格高涨和通胀形势已引起中央高度警惕，未来的宏观调控力度必然加大。在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调控手段上，一个瞩目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后，宏观调控将首次改弦易辙，施以从紧货币政策。
耐人寻味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在表达了对泡沫化倾向的担忧的同时，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警告：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避免误读历史，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他强调，处理问题时，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发展中国家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虽然周行长的评论可能主要是以美国次债危机为背景发出的，但笔者认为这也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宏观调控提了个醒，即应当避免行政指令性调控所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宏观调控的行政性色彩似乎正变得愈加浓厚。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一段时间来，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宏观形势，央行动用了所有市场化的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几乎运用到了极至。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央行票据上，央行货币政策空间已受到国内外环境明显掣肘。质疑宏观调控无效的议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对市场调节开始失去耐心，开始呼唤暴风骤雨式的行政手段。
相比今年的紧缩而言，明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有更多含义。其中焦点是货币政策着力点或将回到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上。鉴于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空间，达成这一目标可能主要得倚仗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除货币政策外，紧缩土地闸门和固定资产投资审批也将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上。
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些手段能起到有效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全面化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考量行政调控的副作用。
要反思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绕不开1990年中期的大力调控。虽然中国当前的现实与十年前已不可作简单比较，但就宏观经济表现而言，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1990年代初的经济图景可以用高投资、高增长、高通胀来概括，同时伴有明显的房地产泡沫。这些情形与眼下相似，只是当时要严重得多。就物价而言，1993－1995年的CPI均为两位数，1994年甚至同比上涨了24％。
当时的宏观调控更多是实施行政式的综合治理，而紧随调控而来的近十年之久的通货紧缩故事是众人皆知的。就货币供应而言，1982年到1995年13年里，M2平均增长速度是25.3％，而1998年M2余额增长率是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上一轮通货紧缩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国际背景，但宏观调控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也的确可圈可点。
如果说十年之前的调控手段选择或许具有必然性，那么，给定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或许已没有必要再重复过去。行政手段或是需要的，但只能是不得已之举，并应该处于从属地位。
首先，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市场化宏观调控手段的传导机制已经基本具备。其次，宏观调控当局已积累了相当的宏观管理经验，对调控工具的效力有一定把握。最后，当前中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现在的对外依存度相比十年之前已大大提高。此时，如果金融市场和美国房市的动荡降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其对经济放缓的作用可能不亚于亚洲金融危机。
从已有信息看，行政调控手段或已如箭在弦，但我们有理由期望其力度应更缓和一些。这是我们解读历史的结论，也是势移事异的要求。
耐人寻味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在表达了对泡沫化倾向的担忧的同时，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警告：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避免误读历史，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他强调，处理问题时，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发展中国家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虽然周行长的评论可能主要是以美国次债危机为背景发出的，但笔者认为这也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宏观调控提了个醒，即应当避免行政指令性调控所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宏观调控的行政性色彩似乎正变得愈加浓厚。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一段时间来，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宏观形势，央行动用了所有市场化的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几乎运用到了极至。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央行票据上，央行货币政策空间已受到国内外环境明显掣肘。质疑宏观调控无效的议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对市场调节开始失去耐心，开始呼唤暴风骤雨式的行政手段。
相比今年的紧缩而言，明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有更多含义。其中焦点是货币政策着力点或将回到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上。鉴于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空间，达成这一目标可能主要得倚仗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除货币政策外，紧缩土地闸门和固定资产投资审批也将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上。
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些手段能起到有效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全面化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需要考量行政调控的副作用。
要反思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绕不开1990年中期的大力调控。虽然中国当前的现实与十年前已不可作简单比较，但就宏观经济表现而言，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1990年代初的经济图景可以用高投资、高增长、高通胀来概括，同时伴有明显的房地产泡沫。这些情形与眼下相似，只是当时要严重得多。就物价而言，1993－1995年的CPI均为两位数，1994年甚至同比上涨了24％。
当时的宏观调控更多是实施行政式的综合治理，而紧随调控而来的近十年之久的通货紧缩故事是众人皆知的。就货币供应而言，1982年到1995年13年里，M2平均增长速度是25.3％，而1998年M2余额增长率是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上一轮通货紧缩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国际背景，但宏观调控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也的确可圈可点。
如果说十年之前的调控手段选择或许具有必然性，那么，给定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或许已没有必要再重复过去。行政手段或是需要的，但只能是不得已之举，并应该处于从属地位。
首先，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市场化宏观调控手段的传导机制已经基本具备。其次，宏观调控当局已积累了相当的宏观管理经验，对调控工具的效力有一定把握。最后，当前中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现在的对外依存度相比十年之前已大大提高。此时，如果金融市场和美国房市的动荡降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其对经济放缓的作用可能不亚于亚洲金融危机。
从已有信息看，行政调控手段或已如箭在弦，但我们有理由期望其力度应更缓和一些。这是我们解读历史的结论，也是势移事异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