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税抚民”更显价值
美国《福布斯》杂志前不久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称，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对此结果，财政部副部长王军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税负并不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居中位置。此前国税总局也曾发文对中外税负进行过比较，认为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然而国内、国外统计结果的迥然不同，仍然使这方面的争议不可开交。
值得解释的是，为了实现税收增收目的，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中出现了名义税负偏高，而实际税负较低，也就是税收实际征收率并不高的状况，这是在世界上一个罕见特例。而国外的统计机构对此并不甚了解，只是以中国的名义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作比较，得出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税负水平很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税的大力推进和税收征管质效的不断提高，税收实际征收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老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也在逐渐向我国税制规定的名义税负靠近，因此一些企业和居民也就普遍感觉到税负加重了。
既然如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就没有必要卷入税负高低的无谓争论之中。因为，现在刻意地争论或证实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税收痛苦指数、纳税成本究竟位居“全球第几”并不显得重要，关键是要看国家取得的税收是否都恰到好处地用于提高国民福祉，改善民生之中，这对当前平衡国民心态，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才更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来看，税收必须通过财政再分配的形式体现到社会公共服务之中，也就是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国际上的通用语来说就是“税收痛苦指数”应该与“国民幸福指数”相对称，这样才能体现财税运行机制的顺畅有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也是社会公平的基准。近些年来，我国税收连年增长且增幅较大，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虽然也在不断加大，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全免、全民医保的覆盖面开始向广阔的农村延伸，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看病贵、上学贵”的呼声还很高，这说明政府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教育等公益性保障方面的投入还不够，相对于他们所承受的税收“痛感”来说还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我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尚不相对称。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更多地考虑对惠及人民群众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再多投入一些资金，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温情来抚平因“税收痛苦指数”给他们带来的“痛感”，尤其是在当前物价指数处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
由此，还引发了“减税让利”的论调，实际上“减税富民”也不如“用税抚民”。现阶段要求财政“兜底”的事项对财力的消耗越来越大，正需要税收的增长作为坚强的后盾。只要税收的增长与财政对公共产品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国民福利待遇的提升形成了对称，国民的税收“痛感”也是能够得以抚慰的。
值得解释的是，为了实现税收增收目的，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中出现了名义税负偏高，而实际税负较低，也就是税收实际征收率并不高的状况，这是在世界上一个罕见特例。而国外的统计机构对此并不甚了解，只是以中国的名义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作比较，得出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税负水平很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税的大力推进和税收征管质效的不断提高，税收实际征收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老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也在逐渐向我国税制规定的名义税负靠近，因此一些企业和居民也就普遍感觉到税负加重了。
既然如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就没有必要卷入税负高低的无谓争论之中。因为，现在刻意地争论或证实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税收痛苦指数、纳税成本究竟位居“全球第几”并不显得重要，关键是要看国家取得的税收是否都恰到好处地用于提高国民福祉，改善民生之中，这对当前平衡国民心态，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才更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来看，税收必须通过财政再分配的形式体现到社会公共服务之中，也就是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国际上的通用语来说就是“税收痛苦指数”应该与“国民幸福指数”相对称，这样才能体现财税运行机制的顺畅有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也是社会公平的基准。近些年来，我国税收连年增长且增幅较大，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虽然也在不断加大，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全免、全民医保的覆盖面开始向广阔的农村延伸，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看病贵、上学贵”的呼声还很高，这说明政府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教育等公益性保障方面的投入还不够，相对于他们所承受的税收“痛感”来说还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我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数”尚不相对称。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更多地考虑对惠及人民群众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再多投入一些资金，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温情来抚平因“税收痛苦指数”给他们带来的“痛感”，尤其是在当前物价指数处于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
由此，还引发了“减税让利”的论调，实际上“减税富民”也不如“用税抚民”。现阶段要求财政“兜底”的事项对财力的消耗越来越大，正需要税收的增长作为坚强的后盾。只要税收的增长与财政对公共产品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国民福利待遇的提升形成了对称，国民的税收“痛感”也是能够得以抚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