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营“小势所趋”？
正如经济学泰斗马歇尔所言：“经济问题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确定的答案”。对于综合经营这个再度闪亮的名词，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国际潮流之下、整合效应之中，金融业大势所趋”的经典判词，以至于现下花旗、美林由于综合经营大幅受困“次级债风波”之际，市场多少有些震惊。
11月4日，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董事长兼CEO查尔斯·普林斯宣布辞职后，由于综合经营并没有起到预期的分散风险作用，又传闻花旗集团有可能被拆分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三部分。从最新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反思中国综合经营的发展，综合经营的必要性、适用性需要更多别样分析。
当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盛行综合经营之时，中国金融业似乎有足够理由去追随国际潮流。不过问题在于，综合经营本身并非就是一种趋势确定的“国际潮流”。实际上，在混业大潮之中，国际金融业近年来就出现了些许“回流”迹象，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巨头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通过资本置换或逆向并购的方式“反刍”非专精业务，在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指引之下悄然趋向分业经营。这种回归并不让人意外，更谈不上是历史倒退。因为，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演进来看，混业和分业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潮汐一样自然。将综合经营定义为“国际潮流”本身就有些武断。
更何况，即便综合经营构成了“国际潮流”，也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有对其自然趋近的必要。实际上，金融行业是服务性行业，消费者需求变化才是行业模式转变的最根本动力。中国的现实就是，金融领域内的区域不均衡和结构不均衡长期存在，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滞后，直接融资渠道空间有限，低端金融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而高端金融消费需求仍旧处于“高处不胜寒”的萌芽阶段。此时满足微观需求最有效的途径也许并不在于横向的金融扩张，而在于纵向的金融深化，在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各个单向的效率改进。就此而言，综合经营并不一定具有“中流砥柱”般的核心作用。
当然，如果金融行业的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能够为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创造有利条件，那么也算是对微观需求的间接满足不无裨益。但问题在于，市场主体耳熟能详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整合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并非与综合经营如影随形，即所谓的“南橘北枳”，不同的金融生态可能会带来同一综合经营的不同经济影响。
加入WTO金融全面开放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外资“金融航母”的直接压力让中国金融业“山雨欲来风满楼”，经营模式上的“与时俱进”乍看之下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劣势并不在于经营模式本身，而在于管理方法、资本实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距，改变经营模式并没有在“神似”之中谋求内功提升。综合经营在如此背景之下能否给企业长期成长带来助力尚难定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综合经营的限制放开，中国金融企业很可能并不在乎所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毕竟在中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大不一定就强，强却一定要大”，“大而不倒效应”会引致金融企业横向扩张的“野兽冲动”，这种一拥而上的综合经营热潮会给企业和行业同时带来不可回避的风险。
总之，当前综合经营“大势所趋”论调的再度火热，某种程度上看可能是证券市场火爆和银行业改革新机遇共同催化的结果，毕竟在金融市场全面走强之际，综合经营更像是一种短期中的“利益共享”，而非长期中的“风险分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时市场所津津乐道的“大势所趋”很多时候本质上不过是“小势所趋”而已。
11月4日，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董事长兼CEO查尔斯·普林斯宣布辞职后，由于综合经营并没有起到预期的分散风险作用，又传闻花旗集团有可能被拆分为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三部分。从最新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反思中国综合经营的发展，综合经营的必要性、适用性需要更多别样分析。
当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盛行综合经营之时，中国金融业似乎有足够理由去追随国际潮流。不过问题在于，综合经营本身并非就是一种趋势确定的“国际潮流”。实际上，在混业大潮之中，国际金融业近年来就出现了些许“回流”迹象，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巨头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通过资本置换或逆向并购的方式“反刍”非专精业务，在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指引之下悄然趋向分业经营。这种回归并不让人意外，更谈不上是历史倒退。因为，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演进来看，混业和分业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潮汐一样自然。将综合经营定义为“国际潮流”本身就有些武断。
更何况，即便综合经营构成了“国际潮流”，也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有对其自然趋近的必要。实际上，金融行业是服务性行业，消费者需求变化才是行业模式转变的最根本动力。中国的现实就是，金融领域内的区域不均衡和结构不均衡长期存在，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滞后，直接融资渠道空间有限，低端金融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而高端金融消费需求仍旧处于“高处不胜寒”的萌芽阶段。此时满足微观需求最有效的途径也许并不在于横向的金融扩张，而在于纵向的金融深化，在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各个单向的效率改进。就此而言，综合经营并不一定具有“中流砥柱”般的核心作用。
当然，如果金融行业的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能够为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创造有利条件，那么也算是对微观需求的间接满足不无裨益。但问题在于，市场主体耳熟能详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整合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并非与综合经营如影随形，即所谓的“南橘北枳”，不同的金融生态可能会带来同一综合经营的不同经济影响。
加入WTO金融全面开放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外资“金融航母”的直接压力让中国金融业“山雨欲来风满楼”，经营模式上的“与时俱进”乍看之下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劣势并不在于经营模式本身，而在于管理方法、资本实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距，改变经营模式并没有在“神似”之中谋求内功提升。综合经营在如此背景之下能否给企业长期成长带来助力尚难定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综合经营的限制放开，中国金融企业很可能并不在乎所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毕竟在中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大不一定就强，强却一定要大”，“大而不倒效应”会引致金融企业横向扩张的“野兽冲动”，这种一拥而上的综合经营热潮会给企业和行业同时带来不可回避的风险。
总之，当前综合经营“大势所趋”论调的再度火热，某种程度上看可能是证券市场火爆和银行业改革新机遇共同催化的结果，毕竟在金融市场全面走强之际，综合经营更像是一种短期中的“利益共享”，而非长期中的“风险分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时市场所津津乐道的“大势所趋”很多时候本质上不过是“小势所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