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助推金融改革
年年“两会”，今又“两会”。所不同的是今次全国“两会”召开的2008年，是换届选举年，是关注民生年。同时，金融改革与创新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政协的“一号提案”到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周小川行长的记者招待会到金融界代表委员受关注的程度，不难体会
争议“印花税”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济济一堂、共商国事。其中，确定政协“一号提案”被视为大会的一项重要事项。
回顾往届的政协“一号提案”，可以发现，最后确定的都是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比如2004年《关于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的建议案》，或是2007年《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本次政协的“一号提案”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递交的《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聚焦的依然是舆论热点，不过内容却由社会议题切换到金融议题。
贺强提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政府应以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在具体措施上，贺强提议单边征收股票印花税。
舆论普遍认为，贺强的提案“意有所指”。2007年入市的新股民对印花税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2007年5月30日，沪深两地A股市场暴跌，由于覆盖面广、损失惨重，这次暴跌被网民戏谑为股市的“五卅惨案”。当时半夜出台的印花税率调增消息被舆论直指为股市暴跌的导火索，让全国股民骂声一片。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的股市大调整至今，沪指已跌去近1700点。面对如此惨淡的市况，当初作为调控股市出台的高印花税率似乎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同时，去年股市印花税收入2005亿元的数字，更让百姓质疑声四起。贺强的提案说出了绝大所数股民的心声，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记者在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发帖支持贺强的提案，除了希望下调印花税率、调整收税方式，部分网友还希望有关部门能将印花税率调整信息的发布方式和时间确定下来，尽可能避免类似“半夜鸡叫”的发布模式。
贺强的“一号提案”在与会的政协委员中也引起了争论。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同意贺强的观点，并建议把股票交易印花税率从3‰下调至1‰，甚至0.8‰。范谊认为，去年5月30日财政部把股票交易印花税率从1‰调整到3‰，是为了抑制当时股市交易过热。但是从2007年11月以来，中国股市进入了剧烈震荡期，最近1个月更是连续下挫，股市反弹乏力，被深度套牢的股民不在少数。如果此时政府表现出灵活政策，大幅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率，股民一定会衷心感谢政府与股民同甘共苦。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则质疑用印花税调整来调控股市的合法性。朱征夫认为，新税收的开征、税率的变更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而不应授权行政部门来定，将印花税作为调控股市的手段明显不合适。
但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委员却对贺强的提案持保留看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表示，财政部近期不会就印花税是否调整的消息“亮出观点”。他认为，印花税的问题近期比较敏感，且该税是否调整，需要经过完整的决策程序，不可能一下子做出判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也认为，关于印花税的调整在当前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是否下调印花税要谨慎研究。虽然A股市场的印花税率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些高，但是到底降不降，还是需要大量的专家来研究论证。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有政协委员对印花税“发声”是一件好事。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达到一个较高层次。现在入市炒股的老百姓人数已经上亿，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剧烈影响。因此，有关股市的任何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应该有外力监督。另外，目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形成了一种向下的引导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灵活应对，而不是“铁板钉钉”一成不变。
3月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一些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完善资本市场税收制度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谢旭人强调，资本市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部将会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和内外部环境，研究和实施好相关的政策，继续支持强化市场基础建设，优化市场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维护市场稳定运行，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
“金融业税改”上海先行
在本次“两会”上，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仍然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阎庆民向提案组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几点建议的提案》。阎庆民提出，国家可以考虑在上海试点金融业税收制度改革，即在沪设立金融优惠试点区。
目前，一些全国性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都已在上海“落地开花”；2007年，上海证券市场股票成交总额约占全国的2/3，沪市总市值约占全国市场的83％，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并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高级金融人才和专业金融投资机构的缺乏就是无法避开的两块“短板”。
阎庆民认为，上海要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需要机构和人才的集聚，但是目前上海的税收政策却没有任何竞争优势。阎庆民列举了一组数字，一个年收入10万美元的跨国金融机构专业人员，在中国内地的纳税额是在美国的1.5倍，是香港地区的2倍。具体比如说，年收入同样是200万元的金融高管，在上海要缴70万元个人所得税，在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只需要缴30万元。高税收让很多高级金融人才放弃了来上海的工作机会，也让上海没有更多的机会学到先进的金融理念。
同样，较高的营业税也阻碍了不少金融机构入驻上海。阎庆民表示，目前，内地征收的营业税是针对企业营业额5％来征收的。而国外征税则依据扣除成本、管理费等之后的净利润。“现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因为银行是做项目的，上海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那些主要靠人才优势的投资银行、基金公司却明显偏少。”阎庆民有些感慨。
为此，阎庆民在提案中提出，应当考虑在上海进行金融业相关税收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设立一个试点区域，在一定年限内实施一些税收优惠和奖励。一是考虑上海在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存部分尝试采取灵活的处理机制，缩小金融高级国际人才在其他国家、地区与在上海的个人税负差距；二是考虑在上海等金融业发达城市试点，减低目前的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调整税基。另外，目前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所得税率是参照个体工商户标准执行，全年应纳税总额超过5万元的部分就按照35％的最高税率征收，这些不利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业服务性工具的发展，同样可以考虑做调整试点。
近两年，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强烈感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国内，深圳通过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提高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天津滨海新区凭借自身具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招揽了不少投资人士的关注；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在一些方面也远超上海。除此以外，亚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把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看作是经济腾飞的保障。印度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把孟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行动计划；韩国则在2002年以国会立法形式通过了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
上海金融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法学专家张学森指出，上海想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建立优势，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按照规定，凡涉及到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其优惠幅度、比例、时间等问题都需要由中央政府审议、决定，地方不可擅自调节。如果国家同意在上海试点金融业税收制度改革，将大大拓展上海的发展空间，不再像以前一样捉襟见肘。
除了扩大税收优势，金融创新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另一张“王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提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步应该成为人民币产品的定价和交易中心，争取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吉晓辉认为，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是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深化，并且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已经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国际结算可以先在局部区域内试点，并逐步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为确保安全，试点初期可仅限于中资行海内外分行借助境内的统一平台进行。
当然，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如增加货币政策操作和外汇管理的难度、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等。但吉晓辉强调，这些不利影响可以通过一些具体安排加以降低，长期来看也会逐渐减弱。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表示，对上海来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金融特色，才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策划一下，比如说成为金融产品的创新或开发中心。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还是比较保守的，给高级金融人才减税，从某种意义上又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中央必定会慎重决策。并且，戴国强认为，完全通过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来创造优势，始终会有一些局限。上海应该努力成为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通过为金融人才营造优良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留住人才。戴国强指出，金融产品创新中心同样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关部门可以尝试在上海做一些试点，允许在产品创新上大胆尝试，同时赋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更多的权力，以便就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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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赵鹏：
加快推出《金融应急法》
“为了防止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金融业及其他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保护存款人、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利益，保持金融发展的恒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有效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或风波，国家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赵鹏日前表示。
目前，我国金融总体运行平稳，但也隐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赵鹏认为，国务院印发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预警和应变防范工作的实施，但要达到促进监管部门迅速有效地处置金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金融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则需要加快推出《金融应急法》，提高预防和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立法层次，通过法律明确金融突发事件的涵义。
赵鹏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贷款机制和财政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出现，立即启动运作。这些包括：运用市场方法并购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强制性停止有关金融机构营业的机制、接管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中央银行的紧急贷款机制、对存款人的风险补偿机制、财政性救助机制；设立应急专项资金，做好应急资金的管理和调配等。
同时，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分业确定预防重点；提高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运用高新科技和网络信息等现代手段进行管理，及时、准确地对突发金融事件作出预测、预报和预警，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条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与各国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完善联手防范、预警和处置国际性金融突发事件的机制，防范国际性突发事件。
规范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行为
据悉，上海此次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共有112位，是除北京以外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其中有不少委员来自经济、金融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华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已正式向提案组递交了《建立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申报制度》的提案，让不少证券从业人员十分关注。
目前，我国《证券法》禁止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有专家指出，从立法基本精神看，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内幕交易。但从具体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违规事件也屡见不鲜。仅2007年，就发生了“上投摩根举报门”、“杭萧钢构”等一连串的“老鼠仓”事件。
对此，黄泽民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律应当禁止的是不公平的交易行为，而不是相关从业人员的正当行为。因此，境外成熟市场普遍不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而是采取“疏”的方式，即允许从业人员以自己名字买卖证券，但此类证券交易行为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全面监控。
黄泽民告诉记者，境内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已产生了多种弊端：首先，损害了监管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由于监管者自身不能持有股票，他们对上市公司和相关违规行为监管的动力不足；反之，如果允许他们在接受全面监管的条件下买卖股票，使监管者变为股东，那么，出于自己职责以及利益的考虑，其监管主动性与积极性会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更加有动力去营造一个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市场。
其次，使数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丧失了分享资本市场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股市与国民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投资股票可间接分享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证券从业人员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却因无法投资股票而难以分享这些财富，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部分从业人员通常采用间接的方法，私下买卖股票，很难进行监管。因此，对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的行为，与其全面禁止但又无法严查严控，还不如让其投资活动合法化，从而可强化对其投资行为的监管，更有效地防范、杜绝不当交易行为的发生。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富国基金副总经理谢卫表示，对证券市场从业人员来说，首先应该做的是加强行业自律。比如，可成立一个资产管理行业协会，其成员可以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从业人员，也可以是相关机构。通过这样的行业协会，制定资产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道德标准、提供相关的培训及资格认证等。只有自身的规范意识加强了，才能最大限度制止证券市场上的“黑幕”行为。
“献计”推动金融改革
在全国“两会”一项项提案的背后，凸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和建议，也对国内金融业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在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期间，人民银行共承办议案建议和提案1260件，其中议案72件、建议657件、提案531件。内容主要涉及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稳定、金融改革、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支付体系及征信体系建设、反洗钱等。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责，对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问题积极展开讨论，对人民银行工作中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重视、支持、配合的问题大力呼吁，有力推动了人民银行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人士强调，代表、委员们的议案建议和提案不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且大多体现出了较高的专业水准，主题鲜明，论据充分，数据翔实，与人民银行中心工作的相关性较高，所提意见和建议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强，对促进人民银行更好履行职责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另据记者了解，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后，交由银监会办理的建议共192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关于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及行业发展的建议74件，涉及地区及行业的政策性破产、不良贷款核销、授信政策、机构设置等；关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39件，涉及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关于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建议37件，涉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金融安全，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等；关于银行业市场准入的建议19件，涉及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具体银行业务等银监会行政审批事项等；关于建立、完善金融业法律法规的建议18件，涉及金融机构破产、不良金融资产、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具体业务等；关于其他金融方面的建议5件。
2007年，证监会承办代表建议共43件。主要集中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性金融合作、期货市场建设及期货交易品种创新、上市公司监管和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建设等方面。证监会注重通过做好办理工作，吸收建议中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启示，促进证券期货监管工作。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公司债券市场建设、推进期货市场发展、完善发行审核体制等问题，都通过结合办理代表建议取得进展。
黄泽民委员告诉记者，前两年他曾经就银行存款保险的问题提交议案，提出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减少中央财政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之后，人民银行对这项提案做出回复，不仅肯定了提案的价值，还表示要重点研究。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黄泽民表示，来自全国金融行业的代表委员，多是从一线领导岗位走出来的，具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行业内的热点或难点问题，可操作性很强。另外，他也强调，提案获得认可并不是某个代表或委员的成绩，一份提案往往凝聚了一个团队的心血和努力。近年来，有关部门对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几乎做到了100％的回复率，这也让许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副主委袁希钢也表示，在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促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行了大量调研，递交了很多提案，现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纳入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确实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显示，从加快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到加快环渤海地区建设，从完善征地制度到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国政协过去5年共受理提案23000余件。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仅提案数量增加了，质量也在稳步提高，许多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决策机关的高度重视，体现在“十一五”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国家有关发展规划和部门工作中，为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重要参考。
3月5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重点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建立创业板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依法严厉查处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资料来源：新华网
争议“印花税”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济济一堂、共商国事。其中，确定政协“一号提案”被视为大会的一项重要事项。
回顾往届的政协“一号提案”，可以发现，最后确定的都是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比如2004年《关于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的建议案》，或是2007年《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本次政协的“一号提案”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递交的《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聚焦的依然是舆论热点，不过内容却由社会议题切换到金融议题。
贺强提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政府应以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在具体措施上，贺强提议单边征收股票印花税。
舆论普遍认为，贺强的提案“意有所指”。2007年入市的新股民对印花税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2007年5月30日，沪深两地A股市场暴跌，由于覆盖面广、损失惨重，这次暴跌被网民戏谑为股市的“五卅惨案”。当时半夜出台的印花税率调增消息被舆论直指为股市暴跌的导火索，让全国股民骂声一片。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的股市大调整至今，沪指已跌去近1700点。面对如此惨淡的市况，当初作为调控股市出台的高印花税率似乎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同时，去年股市印花税收入2005亿元的数字，更让百姓质疑声四起。贺强的提案说出了绝大所数股民的心声，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记者在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发帖支持贺强的提案，除了希望下调印花税率、调整收税方式，部分网友还希望有关部门能将印花税率调整信息的发布方式和时间确定下来，尽可能避免类似“半夜鸡叫”的发布模式。
贺强的“一号提案”在与会的政协委员中也引起了争论。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同意贺强的观点，并建议把股票交易印花税率从3‰下调至1‰，甚至0.8‰。范谊认为，去年5月30日财政部把股票交易印花税率从1‰调整到3‰，是为了抑制当时股市交易过热。但是从2007年11月以来，中国股市进入了剧烈震荡期，最近1个月更是连续下挫，股市反弹乏力，被深度套牢的股民不在少数。如果此时政府表现出灵活政策，大幅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率，股民一定会衷心感谢政府与股民同甘共苦。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则质疑用印花税调整来调控股市的合法性。朱征夫认为，新税收的开征、税率的变更应由全国人大来决定，而不应授权行政部门来定，将印花税作为调控股市的手段明显不合适。
但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委员却对贺强的提案持保留看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表示，财政部近期不会就印花税是否调整的消息“亮出观点”。他认为，印花税的问题近期比较敏感，且该税是否调整，需要经过完整的决策程序，不可能一下子做出判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也认为，关于印花税的调整在当前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是否下调印花税要谨慎研究。虽然A股市场的印花税率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些高，但是到底降不降，还是需要大量的专家来研究论证。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有政协委员对印花税“发声”是一件好事。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达到一个较高层次。现在入市炒股的老百姓人数已经上亿，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剧烈影响。因此，有关股市的任何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应该有外力监督。另外，目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形成了一种向下的引导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灵活应对，而不是“铁板钉钉”一成不变。
3月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一些政协委员提出的有关完善资本市场税收制度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谢旭人强调，资本市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部将会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和内外部环境，研究和实施好相关的政策，继续支持强化市场基础建设，优化市场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维护市场稳定运行，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
“金融业税改”上海先行
在本次“两会”上，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仍然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阎庆民向提案组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几点建议的提案》。阎庆民提出，国家可以考虑在上海试点金融业税收制度改革，即在沪设立金融优惠试点区。
目前，一些全国性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都已在上海“落地开花”；2007年，上海证券市场股票成交总额约占全国的2/3，沪市总市值约占全国市场的83％，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并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高级金融人才和专业金融投资机构的缺乏就是无法避开的两块“短板”。
阎庆民认为，上海要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需要机构和人才的集聚，但是目前上海的税收政策却没有任何竞争优势。阎庆民列举了一组数字，一个年收入10万美元的跨国金融机构专业人员，在中国内地的纳税额是在美国的1.5倍，是香港地区的2倍。具体比如说，年收入同样是200万元的金融高管，在上海要缴70万元个人所得税，在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地只需要缴30万元。高税收让很多高级金融人才放弃了来上海的工作机会，也让上海没有更多的机会学到先进的金融理念。
同样，较高的营业税也阻碍了不少金融机构入驻上海。阎庆民表示，目前，内地征收的营业税是针对企业营业额5％来征收的。而国外征税则依据扣除成本、管理费等之后的净利润。“现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因为银行是做项目的，上海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那些主要靠人才优势的投资银行、基金公司却明显偏少。”阎庆民有些感慨。
为此，阎庆民在提案中提出，应当考虑在上海进行金融业相关税收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设立一个试点区域，在一定年限内实施一些税收优惠和奖励。一是考虑上海在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存部分尝试采取灵活的处理机制，缩小金融高级国际人才在其他国家、地区与在上海的个人税负差距；二是考虑在上海等金融业发达城市试点，减低目前的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调整税基。另外，目前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所得税率是参照个体工商户标准执行，全年应纳税总额超过5万元的部分就按照35％的最高税率征收，这些不利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业服务性工具的发展，同样可以考虑做调整试点。
近两年，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强烈感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在国内，深圳通过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提高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天津滨海新区凭借自身具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招揽了不少投资人士的关注；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在一些方面也远超上海。除此以外，亚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把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看作是经济腾飞的保障。印度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把孟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行动计划；韩国则在2002年以国会立法形式通过了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
上海金融学院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法学专家张学森指出，上海想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建立优势，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按照规定，凡涉及到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其优惠幅度、比例、时间等问题都需要由中央政府审议、决定，地方不可擅自调节。如果国家同意在上海试点金融业税收制度改革，将大大拓展上海的发展空间，不再像以前一样捉襟见肘。
除了扩大税收优势，金融创新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另一张“王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提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步应该成为人民币产品的定价和交易中心，争取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吉晓辉认为，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是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深化，并且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已经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国际结算可以先在局部区域内试点，并逐步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为确保安全，试点初期可仅限于中资行海内外分行借助境内的统一平台进行。
当然，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如增加货币政策操作和外汇管理的难度、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等。但吉晓辉强调，这些不利影响可以通过一些具体安排加以降低，长期来看也会逐渐减弱。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表示，对上海来说，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金融特色，才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策划一下，比如说成为金融产品的创新或开发中心。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还是比较保守的，给高级金融人才减税，从某种意义上又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中央必定会慎重决策。并且，戴国强认为，完全通过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来创造优势，始终会有一些局限。上海应该努力成为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通过为金融人才营造优良的工作环境和氛围，留住人才。戴国强指出，金融产品创新中心同样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有关部门可以尝试在上海做一些试点，允许在产品创新上大胆尝试，同时赋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更多的权力，以便就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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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金融业及其他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保护存款人、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利益，保持金融发展的恒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有效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或风波，国家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赵鹏日前表示。
目前，我国金融总体运行平稳，但也隐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赵鹏认为，国务院印发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预警和应变防范工作的实施，但要达到促进监管部门迅速有效地处置金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金融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则需要加快推出《金融应急法》，提高预防和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立法层次，通过法律明确金融突发事件的涵义。
赵鹏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贷款机制和财政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出现，立即启动运作。这些包括：运用市场方法并购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强制性停止有关金融机构营业的机制、接管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中央银行的紧急贷款机制、对存款人的风险补偿机制、财政性救助机制；设立应急专项资金，做好应急资金的管理和调配等。
同时，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分业确定预防重点；提高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运用高新科技和网络信息等现代手段进行管理，及时、准确地对突发金融事件作出预测、预报和预警，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条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与各国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完善联手防范、预警和处置国际性金融突发事件的机制，防范国际性突发事件。
规范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行为
据悉，上海此次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共有112位，是除北京以外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其中有不少委员来自经济、金融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华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已正式向提案组递交了《建立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申报制度》的提案，让不少证券从业人员十分关注。
目前，我国《证券法》禁止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有专家指出，从立法基本精神看，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内幕交易。但从具体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违规事件也屡见不鲜。仅2007年，就发生了“上投摩根举报门”、“杭萧钢构”等一连串的“老鼠仓”事件。
对此，黄泽民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律应当禁止的是不公平的交易行为，而不是相关从业人员的正当行为。因此，境外成熟市场普遍不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而是采取“疏”的方式，即允许从业人员以自己名字买卖证券，但此类证券交易行为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全面监控。
黄泽民告诉记者，境内禁止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已产生了多种弊端：首先，损害了监管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由于监管者自身不能持有股票，他们对上市公司和相关违规行为监管的动力不足；反之，如果允许他们在接受全面监管的条件下买卖股票，使监管者变为股东，那么，出于自己职责以及利益的考虑，其监管主动性与积极性会得到极大提升，从而更加有动力去营造一个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市场。
其次，使数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丧失了分享资本市场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股市与国民经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投资股票可间接分享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但证券从业人员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却因无法投资股票而难以分享这些财富，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三，部分从业人员通常采用间接的方法，私下买卖股票，很难进行监管。因此，对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的行为，与其全面禁止但又无法严查严控，还不如让其投资活动合法化，从而可强化对其投资行为的监管，更有效地防范、杜绝不当交易行为的发生。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富国基金副总经理谢卫表示，对证券市场从业人员来说，首先应该做的是加强行业自律。比如，可成立一个资产管理行业协会，其成员可以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从业人员，也可以是相关机构。通过这样的行业协会，制定资产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道德标准、提供相关的培训及资格认证等。只有自身的规范意识加强了，才能最大限度制止证券市场上的“黑幕”行为。
“献计”推动金融改革
在全国“两会”一项项提案的背后，凸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和建议，也对国内金融业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在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期间，人民银行共承办议案建议和提案1260件，其中议案72件、建议657件、提案531件。内容主要涉及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稳定、金融改革、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支付体系及征信体系建设、反洗钱等。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责，对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问题积极展开讨论，对人民银行工作中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重视、支持、配合的问题大力呼吁，有力推动了人民银行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人士强调，代表、委员们的议案建议和提案不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且大多体现出了较高的专业水准，主题鲜明，论据充分，数据翔实，与人民银行中心工作的相关性较高，所提意见和建议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强，对促进人民银行更好履行职责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另据记者了解，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后，交由银监会办理的建议共192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关于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及行业发展的建议74件，涉及地区及行业的政策性破产、不良贷款核销、授信政策、机构设置等；关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39件，涉及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关于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建议37件，涉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金融安全，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等；关于银行业市场准入的建议19件，涉及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具体银行业务等银监会行政审批事项等；关于建立、完善金融业法律法规的建议18件，涉及金融机构破产、不良金融资产、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具体业务等；关于其他金融方面的建议5件。
2007年，证监会承办代表建议共43件。主要集中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性金融合作、期货市场建设及期货交易品种创新、上市公司监管和资本市场促进企业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建设等方面。证监会注重通过做好办理工作，吸收建议中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启示，促进证券期货监管工作。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公司债券市场建设、推进期货市场发展、完善发行审核体制等问题，都通过结合办理代表建议取得进展。
黄泽民委员告诉记者，前两年他曾经就银行存款保险的问题提交议案，提出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减少中央财政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之后，人民银行对这项提案做出回复，不仅肯定了提案的价值，还表示要重点研究。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黄泽民表示，来自全国金融行业的代表委员，多是从一线领导岗位走出来的，具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行业内的热点或难点问题，可操作性很强。另外，他也强调，提案获得认可并不是某个代表或委员的成绩，一份提案往往凝聚了一个团队的心血和努力。近年来，有关部门对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几乎做到了100％的回复率，这也让许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副主委袁希钢也表示，在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促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行了大量调研，递交了很多提案，现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纳入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确实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显示，从加快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到加快环渤海地区建设，从完善征地制度到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国政协过去5年共受理提案23000余件。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仅提案数量增加了，质量也在稳步提高，许多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决策机关的高度重视，体现在“十一五”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国家有关发展规划和部门工作中，为制定和修改相关政策法规提供了重要参考。
3月5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重点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建立创业板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依法严厉查处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资料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