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业并购专家约翰·卡斯林：
中国企业迎来全球化重要契机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跨国集团是中国企业渴望多年的梦想，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走出国门去实现梦想的中国企业已越来越多。2008年，全球经济不由自主地都被卷入“次贷危机”中。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近日，全球企业并购专家、GCS商业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卡斯林教授来到中国，记者就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如何进行海外并购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本期访谈人物：约翰·卡斯林
约翰·卡斯林，GCS商业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契机
《上海金融报》：在你看来，中国企业为什么需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卡斯林：我从1991年就开始来到中国进行商务活动，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来中国一次。中国经济在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未来几年将会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契机。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其实这也是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劣势。因为在整个价值链上，中国制造业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利润边际率里也只是拿到了最小的利润。在这一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是那些品牌的拥有者、技术拥有者和直接销售方。这是中国企业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的。
过去的几年中，我听到中国的企业家不断告诉我，中国企业不需要全球化，只要做好本地市场就足够了。对于这一点，我也很认同，中国市场不断增长正是非常重要的膨胀期。但中国企业也要看到国内市场的严峻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不仅来自本国，也有来自外国的竞争者，后者还拥有着丰厚的实力和经验，是很强的竞争对手。目前，中国的国内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价格的竞争上，中国企业如果想要在国内市场上保持自己的份额，还是应该走向国外市场，这样可以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到国外，也可以购买国外的企业，增强品牌技术管理技巧上的经验，完善这些东西，企业需要20年的时间。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全球的经济却有衰退，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在未来的一两年里，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会面临更多困难，这种困难可能正是中国经济的机会。中国所有企业的利润都在不断增长，但在追求利润的基础上，更要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这也应该会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海金融报》：从宏观的层面上说，中国企业作海外投资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卡斯林：我觉得，单从成本和费用上来说，过去的五年到十年间正是收购企业的良机。如果中国企业想要真正降低投资风险，需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首先，在从企业内部团队上，要挑选精通目标市场语言的人才，比如欧洲市场主要讲德语和法语，挑选的团队可能就需要精通目标市场的语言，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和当地企业的文化。其次，还要打造一个核心团队，负责开拓海外市场的评估，研究如何通过购买海外企业来降低投资风险。这个团队需要准备选择适合投资购买的企业，并且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评估，最后敲定合适的公司来进行合并和收购。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和专家团队合作，这些投资专家可以告诉你专业知识和信息，告诉你是否选择了合适的企业。所以在核心团队里，可能除了中国成员外，还需要当地的成员。这些准备工作至少要花六个月的时间，这才是真正可以降低风险的方法。
《上海金融报》：你认为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应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企业有什么不同？
日本1990年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并不像现在处于衰退期和薄弱期。现在中国相对富有。美国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正经历衰退期，这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美国企业走出经济周期，进入恢复阶段时，中国企业看到投资的回报率会非常明显，并在全球市场份额上也会看到高额的回报。当年，日本在美国购买的主要是建筑、高尔夫球场等等，更关注的是企业在全球的声誉，而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制造业，像工厂。通过兼并和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品牌技术、知识产权和管理技术上都有所提高，也能增强和当地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双赢
《上海金融报》：中国企业对国外企业进行兼并收购，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方式主要是出口、收购、建立海外分支机构、IPO，这些方法您认为哪种比较好呢？
卡斯林：是的，这确实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会选择IPO上市，这样企业的价值会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都得到体现，不光只是销售没有品牌的产品，也会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使企业面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在我看来，最困难的方法就是设立分支海外机构，需要很大的成本并承受高风险，而且花很多时间。IPO也是一种好方法，但90%的IPO只在于吸收更多的资金，而事实上，这些
IPO的企业并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也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吸收到更多的资金。企业如果要IPO的话，首先要是一个比较坚挺的企业，其次产品要有很强的利润。所以说，IPO是作为发展企业的一种选择，并不是惟一的。如果企业十分坚挺的话，可以继续保持企业的私有，或者跟其他企业进行合作。
出口则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做的，但产品价值的大部分都是被品牌拥有者所占有。中国企业如果想将产品卖得更好，应该拥有自己的品牌，并拥有品牌大部分的利益。但建立一个好的品牌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需要花上20年的时间。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购买国外的公司，拥有品牌价值的国外公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占有品牌下比较有价值的利润部分。
《上海金融报》：对中国的中小企业进行海外收购有什么建议？
卡斯林：对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进行海外收购首先要下定决心，因为要施行全球化战略，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其次，要决定选择哪个国家，要明确哪个国家才是未来市场开发的重点。另外，打造一个精英的团队，派遣团队进入当地。这些人要对当地有很多的了解，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很专业的顾问团进行协助。当然，也要看公司是否有将现有利润增加2-5倍的需求，是否需要进行全球一体化。
《上海金融报》：你如何看待TCL和BENQ收购失败案？
卡斯林：这些收购案主要失败在契机的把握上。在2008年之前，很多西方企业并没有进入萧条期，不需要引入资金。而现在由于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才开始有了这样的需要。
另一个是文化问题，光懂语言和了解风土人情只是一个开始。即使是同国的企业之间合并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因为企业文化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企业来说，要做6-12个月的充分准备，看到对方的需要，要让合作的利益有具体的体现。
《上海金融报》：那么，一旦中国企业在并购海外市场时想避免遇到当地的保护主义应该怎么做？
卡斯林：现在全球一体化的企业是很多的，某家企业可能它的办公地点是在东京，但却属于多个国家所有，这就是兼并收购的一个结果。在以前，跨地区收购可能会有很多麻烦，但现在这种运作已经越来越顺畅了。中国企业在这点上要做的是：在国外设立公司的话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另外要花10-12个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管理层的选择上，不仅要有当地商业运作的经验，还要对当地的文化有所了解，而且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应当引进当地员工。国外的企业在中国是这样做的，那么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该也是这样做的。在整体上就可以看出是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不是中国企业或美国企业。
《上海金融报》：作为美国人，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管理文化？
卡斯林：我大部分的时间主要在芝加哥生活，芝加哥有1100万的人口。去年一年大约有31个中国企业在芝加哥开展业务，我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大连的工具制造厂家在美国购买了一家公司。被购买的美国公司由于资金的薄弱，没有办法在各个市场获得很好的销售，但是却拥有很好的品牌和核心管理技术。大连的工厂投资了这家公司，然后结合这家公司的品牌，逐渐恢复了这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后，大连的工厂将美国品牌带回国内，使国内的销售份额也有所上升，取得了一个双赢的效果。这个成功的合并案例对美国和中国企业都有利益，同时也说明投资方要尊重合资方，如果像以前那样单单买下美国的工厂，然后把机器搬回中国，这种不尊重当地企业、文化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矛盾的。
购买外国资产不可错失时机
《上海金融报》：中国金融市场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卡斯林：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一个明显的改革阶段，股票市场的震荡大家都认识到了，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在调整资本的投资方向，建立一个稳定和良好的金融基础，试图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中国经济而不是股票市场。所以说，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有机会的，但有风险。美国的金融市场未来几年将处于一个选择性机会的状态，所有的企业和投资商都努力地保持所处的价值链，是为了预防2009年的大幅震动。
2008年并不是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因为现在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力。美国大选即将举行，在选举结束后，真正疲软才会出现。到2009年，美元贬值可能会到最低点，相对人民币会更加升值。2008年底美元对欧元会到1∶1.6。所以，2008年对中国企业的准备来说很重要。
《上海金融报》：中国企业现在前往美国收购美国金融机构是否是个很好的时机？
卡斯林：在一两年前，美国的金融机构是没有这样的需求的，但是现在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他们表现出了需求，同时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机构也表现出了对中国资金需求的倾向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银行在国外也是有需求的。现在，在国外，可能一个城市就只有一个中国银行的营业所，中国人办理业务时都要排很长的队，很不方便。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业务还是倾向于和中国的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所以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银行系统应该也进行相对的支持发展，也应去海外开展业务。
《上海金融报》：在次贷危机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金融企业的价值？是否能物有所值？
卡斯林：这首先要强调投资的基本概念，要买低卖高。考虑是否购买美国的金融企业，要看你是否相信他们只是面对了暂时的经济问题，相信他们在一两年之内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是否相信他们能走出衰退期、是否对他们金融产品有信心、是否相信股价会升高，这些都是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
对于购买时机的问题，我相信在股价偏低的时间购买比较划算。任何金融还是工业都有一定的周期性，与经济周期是相关的。在一两年后美国和欧洲就会走出这个衰退期。如果中国企业考虑得太久，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可能等到美国和欧洲走出了这样的衰退期，他们就不再需要中国的资金了。
约翰·卡斯林，GCS商业投资顾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契机
《上海金融报》：在你看来，中国企业为什么需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卡斯林：我从1991年就开始来到中国进行商务活动，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来中国一次。中国经济在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未来几年将会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契机。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其实这也是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劣势。因为在整个价值链上，中国制造业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利润边际率里也只是拿到了最小的利润。在这一价值链上，拿到高利润的是那些品牌的拥有者、技术拥有者和直接销售方。这是中国企业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的。
过去的几年中，我听到中国的企业家不断告诉我，中国企业不需要全球化，只要做好本地市场就足够了。对于这一点，我也很认同，中国市场不断增长正是非常重要的膨胀期。但中国企业也要看到国内市场的严峻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不仅来自本国，也有来自外国的竞争者，后者还拥有着丰厚的实力和经验，是很强的竞争对手。目前，中国的国内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价格的竞争上，中国企业如果想要在国内市场上保持自己的份额，还是应该走向国外市场，这样可以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到国外，也可以购买国外的企业，增强品牌技术管理技巧上的经验，完善这些东西，企业需要20年的时间。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全球的经济却有衰退，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在未来的一两年里，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会面临更多困难，这种困难可能正是中国经济的机会。中国所有企业的利润都在不断增长，但在追求利润的基础上，更要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这也应该会成为中国企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海金融报》：从宏观的层面上说，中国企业作海外投资的风险究竟有多大？
卡斯林：我觉得，单从成本和费用上来说，过去的五年到十年间正是收购企业的良机。如果中国企业想要真正降低投资风险，需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首先，在从企业内部团队上，要挑选精通目标市场语言的人才，比如欧洲市场主要讲德语和法语，挑选的团队可能就需要精通目标市场的语言，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和当地企业的文化。其次，还要打造一个核心团队，负责开拓海外市场的评估，研究如何通过购买海外企业来降低投资风险。这个团队需要准备选择适合投资购买的企业，并且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评估，最后敲定合适的公司来进行合并和收购。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和专家团队合作，这些投资专家可以告诉你专业知识和信息，告诉你是否选择了合适的企业。所以在核心团队里，可能除了中国成员外，还需要当地的成员。这些准备工作至少要花六个月的时间，这才是真正可以降低风险的方法。
《上海金融报》：你认为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应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企业有什么不同？
日本1990年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并不像现在处于衰退期和薄弱期。现在中国相对富有。美国金融市场和银行系统正经历衰退期，这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旦美国企业走出经济周期，进入恢复阶段时，中国企业看到投资的回报率会非常明显，并在全球市场份额上也会看到高额的回报。当年，日本在美国购买的主要是建筑、高尔夫球场等等，更关注的是企业在全球的声誉，而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制造业，像工厂。通过兼并和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品牌技术、知识产权和管理技术上都有所提高，也能增强和当地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双赢
《上海金融报》：中国企业对国外企业进行兼并收购，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方式主要是出口、收购、建立海外分支机构、IPO，这些方法您认为哪种比较好呢？
卡斯林：是的，这确实是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现在很多企业会选择IPO上市，这样企业的价值会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都得到体现，不光只是销售没有品牌的产品，也会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使企业面向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在我看来，最困难的方法就是设立分支海外机构，需要很大的成本并承受高风险，而且花很多时间。IPO也是一种好方法，但90%的IPO只在于吸收更多的资金，而事实上，这些
IPO的企业并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也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吸收到更多的资金。企业如果要IPO的话，首先要是一个比较坚挺的企业，其次产品要有很强的利润。所以说，IPO是作为发展企业的一种选择，并不是惟一的。如果企业十分坚挺的话，可以继续保持企业的私有，或者跟其他企业进行合作。
出口则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做的，但产品价值的大部分都是被品牌拥有者所占有。中国企业如果想将产品卖得更好，应该拥有自己的品牌，并拥有品牌大部分的利益。但建立一个好的品牌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需要花上20年的时间。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购买国外的公司，拥有品牌价值的国外公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占有品牌下比较有价值的利润部分。
《上海金融报》：对中国的中小企业进行海外收购有什么建议？
卡斯林：对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进行海外收购首先要下定决心，因为要施行全球化战略，需要很多时间和资金。其次，要决定选择哪个国家，要明确哪个国家才是未来市场开发的重点。另外，打造一个精英的团队，派遣团队进入当地。这些人要对当地有很多的了解，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很专业的顾问团进行协助。当然，也要看公司是否有将现有利润增加2-5倍的需求，是否需要进行全球一体化。
《上海金融报》：你如何看待TCL和BENQ收购失败案？
卡斯林：这些收购案主要失败在契机的把握上。在2008年之前，很多西方企业并没有进入萧条期，不需要引入资金。而现在由于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才开始有了这样的需要。
另一个是文化问题，光懂语言和了解风土人情只是一个开始。即使是同国的企业之间合并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因为企业文化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企业来说，要做6-12个月的充分准备，看到对方的需要，要让合作的利益有具体的体现。
《上海金融报》：那么，一旦中国企业在并购海外市场时想避免遇到当地的保护主义应该怎么做？
卡斯林：现在全球一体化的企业是很多的，某家企业可能它的办公地点是在东京，但却属于多个国家所有，这就是兼并收购的一个结果。在以前，跨地区收购可能会有很多麻烦，但现在这种运作已经越来越顺畅了。中国企业在这点上要做的是：在国外设立公司的话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另外要花10-12个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管理层的选择上，不仅要有当地商业运作的经验，还要对当地的文化有所了解，而且作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应当引进当地员工。国外的企业在中国是这样做的，那么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该也是这样做的。在整体上就可以看出是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不是中国企业或美国企业。
《上海金融报》：作为美国人，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管理文化？
卡斯林：我大部分的时间主要在芝加哥生活，芝加哥有1100万的人口。去年一年大约有31个中国企业在芝加哥开展业务，我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大连的工具制造厂家在美国购买了一家公司。被购买的美国公司由于资金的薄弱，没有办法在各个市场获得很好的销售，但是却拥有很好的品牌和核心管理技术。大连的工厂投资了这家公司，然后结合这家公司的品牌，逐渐恢复了这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后，大连的工厂将美国品牌带回国内，使国内的销售份额也有所上升，取得了一个双赢的效果。这个成功的合并案例对美国和中国企业都有利益，同时也说明投资方要尊重合资方，如果像以前那样单单买下美国的工厂，然后把机器搬回中国，这种不尊重当地企业、文化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矛盾的。
购买外国资产不可错失时机
《上海金融报》：中国金融市场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卡斯林：中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一个明显的改革阶段，股票市场的震荡大家都认识到了，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在调整资本的投资方向，建立一个稳定和良好的金融基础，试图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中国经济而不是股票市场。所以说，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有机会的，但有风险。美国的金融市场未来几年将处于一个选择性机会的状态，所有的企业和投资商都努力地保持所处的价值链，是为了预防2009年的大幅震动。
2008年并不是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因为现在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力。美国大选即将举行，在选举结束后，真正疲软才会出现。到2009年，美元贬值可能会到最低点，相对人民币会更加升值。2008年底美元对欧元会到1∶1.6。所以，2008年对中国企业的准备来说很重要。
《上海金融报》：中国企业现在前往美国收购美国金融机构是否是个很好的时机？
卡斯林：在一两年前，美国的金融机构是没有这样的需求的，但是现在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他们表现出了需求，同时欧洲和美国的金融机构也表现出了对中国资金需求的倾向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银行在国外也是有需求的。现在，在国外，可能一个城市就只有一个中国银行的营业所，中国人办理业务时都要排很长的队，很不方便。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业务还是倾向于和中国的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所以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银行系统应该也进行相对的支持发展，也应去海外开展业务。
《上海金融报》：在次贷危机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金融企业的价值？是否能物有所值？
卡斯林：这首先要强调投资的基本概念，要买低卖高。考虑是否购买美国的金融企业，要看你是否相信他们只是面对了暂时的经济问题，相信他们在一两年之内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是否相信他们能走出衰退期、是否对他们金融产品有信心、是否相信股价会升高，这些都是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
对于购买时机的问题，我相信在股价偏低的时间购买比较划算。任何金融还是工业都有一定的周期性，与经济周期是相关的。在一两年后美国和欧洲就会走出这个衰退期。如果中国企业考虑得太久，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可能等到美国和欧洲走出了这样的衰退期，他们就不再需要中国的资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