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谈钱
退了休的老爹、老妈们这两年一直在加退休金，尤其每年过年前后，常常是他们又一次加工资的“大喜日子”。这种现象让一部分不太有出息的后生产生了“羡老心理”，恨不能早日退休。同时又觉得“委屈”，为什么正在工作的自己很难每年都加工资，国家却要不断给已经不干活的老人加薪？
或许因为职业习惯，平时喜欢观察社会，我对加工资“老人优先”非常理解和支持。试想给单身青年加薪，惠及的仅仅是加薪者本人；给已婚年轻夫妇加薪，惠及的只是一个三口之家；而给老人加退休金，惠及的却是无数个十几口甚至二十多口的大家庭。中国社会的传统是“水望下流”，给年轻人加薪，很少有人会因此加大对老人的孝敬“力度”；而老人手头宽裕了，自己孩子中的困难者必定能得到支援。让老人宽裕起来，稳定的是一个个“社会细胞”，最终让社会多了一份和谐，少了一些矛盾。
今年过年，老妈回浙江老家。她老人家原本做了充分思想准备，辈分高、晚辈多，要支出的红包肯定不少，而且老家这些年富裕起来了，红包太少拿不出手。可是年后回家，老妈的预算经费不仅没有花出去，反而带回了一笔不小的“顺差”。原来老家民俗变了，流行年轻的晚辈给老人发红包。这种民俗的改变可谓与时俱进，想想以往为什么时兴老人给晚辈红包？封建社会背景使然。在封建时代，一个大家庭的收入大部分集中由家中的家长———老人支配。而现在，已经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很少会向父母上交收入，老人的挣钱能力本就不如年轻人，再去维持向晚辈发红包的旧传统显然是不合理的。年轻人给老人发红包恰恰体现了新时代的敬老之风。
什么人过年过节心情最好？多半是孩子。分析起来，一来他们不用花钱；二来孩子之间交流的首要话题往往不是钱。西方人社交不谈钱，国人虽然事事喜欢“与国际接轨”，唯独在谈钱上不与国际接轨。年复一年，过年过节都是谈钱的“大好日子”。谈着谈着难免谈出一肚子烦恼，钱途上春风得意者固然受人仰慕，同时也被不少人暗暗嫉恨，焉知将来不会给自己添上或多或少意料外的麻烦。而被别人刺激了的人，平添若干不良情绪，甚至诱发心理疾病，谈钱更是得不偿失。古代农业社会一般人不远游，又受等级制度的约束，交际对象常常是境遇差不多的人，谈钱不至于带来太多副作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交际面都大大扩展了，贫富差异也在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下谈钱难度就大得多了。西方人交际不谈钱，想必也是商业社会环境下总结出来的社交经验。总有一天，国人也会接受这一“潜规则”。
处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国人，一切似乎都在除旧迎新的变革中，关于钱的话题尤其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点。
或许因为职业习惯，平时喜欢观察社会，我对加工资“老人优先”非常理解和支持。试想给单身青年加薪，惠及的仅仅是加薪者本人；给已婚年轻夫妇加薪，惠及的只是一个三口之家；而给老人加退休金，惠及的却是无数个十几口甚至二十多口的大家庭。中国社会的传统是“水望下流”，给年轻人加薪，很少有人会因此加大对老人的孝敬“力度”；而老人手头宽裕了，自己孩子中的困难者必定能得到支援。让老人宽裕起来，稳定的是一个个“社会细胞”，最终让社会多了一份和谐，少了一些矛盾。
今年过年，老妈回浙江老家。她老人家原本做了充分思想准备，辈分高、晚辈多，要支出的红包肯定不少，而且老家这些年富裕起来了，红包太少拿不出手。可是年后回家，老妈的预算经费不仅没有花出去，反而带回了一笔不小的“顺差”。原来老家民俗变了，流行年轻的晚辈给老人发红包。这种民俗的改变可谓与时俱进，想想以往为什么时兴老人给晚辈红包？封建社会背景使然。在封建时代，一个大家庭的收入大部分集中由家中的家长———老人支配。而现在，已经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很少会向父母上交收入，老人的挣钱能力本就不如年轻人，再去维持向晚辈发红包的旧传统显然是不合理的。年轻人给老人发红包恰恰体现了新时代的敬老之风。
什么人过年过节心情最好？多半是孩子。分析起来，一来他们不用花钱；二来孩子之间交流的首要话题往往不是钱。西方人社交不谈钱，国人虽然事事喜欢“与国际接轨”，唯独在谈钱上不与国际接轨。年复一年，过年过节都是谈钱的“大好日子”。谈着谈着难免谈出一肚子烦恼，钱途上春风得意者固然受人仰慕，同时也被不少人暗暗嫉恨，焉知将来不会给自己添上或多或少意料外的麻烦。而被别人刺激了的人，平添若干不良情绪，甚至诱发心理疾病，谈钱更是得不偿失。古代农业社会一般人不远游，又受等级制度的约束，交际对象常常是境遇差不多的人，谈钱不至于带来太多副作用。现代社会每个人的交际面都大大扩展了，贫富差异也在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下谈钱难度就大得多了。西方人交际不谈钱，想必也是商业社会环境下总结出来的社交经验。总有一天，国人也会接受这一“潜规则”。
处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国人，一切似乎都在除旧迎新的变革中，关于钱的话题尤其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