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房”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历时一年有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2008年9月8日，危机进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新高潮。这一天，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面色凝重地宣布，美国政府将正式接管两艘正徐徐下沉的金融“泰坦尼克号”———房利美与房地美（下称“两房”）。
美国政府对“两房”问题的果决处置，至少就短期而言，对于稳定当前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不安的局势，提升全球投资者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决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首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使其债券持有人彻底吃了一颗定心丸。出于对“两房”财务问题的担心，国际投资者从7月起共减持了170亿美元的机构债。作为一个有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依赖外国资本流入。所以，保尔森必须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来维持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国主权信用与美元资产的信心。
对于饱受重创的银行机构，美国政府对于“两房”的处置减少了其未实现的机构债券损失，但银行业所面临的根本性困难并没有消除。由于财政部在接管“两房”时对优先股持有人的严厉惩罚，一些高度依赖优先股作为融资渠道的区域性银行，未来补充资本金的难度将会更大。
对于美国股市而言，政府接管“两房”使股市以金融股为龙头短期出现强力反弹。但是，未来股市仍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雷曼兄弟、华盛顿互助银行、美国国际等机构日益恶化的财务问题，甚至可能完全抵消政府果断处置“两房”为股市所带来的短期舒解。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接管“两房”的财政成本不是小数，仅直接成本就有2000亿美元。但是，接管“两房”本身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财政的固有风险，从而不至于对美国主权债信评级、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和美元汇率有太大的影响。
对于美国住房市场，较可靠的研究分析预测，美国住房价格水平从2007年峰值到低谷将回落25%-30%。只有当房价完成这样幅度的“矫正”后，美国住房可负担力才能回到房地产泡沫发生之前的水平。政府接管“两房”最大的效果，是防止住房价格跌到合理的“均衡水平”之下。
“两房”是名副其实的“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在保尔森宣布“国有化”之前，“两房”所提供的信贷已经达到了美国全部新增住房按揭贷款的四分之三！“两房”债券为国际投资者广泛持有，“两房”的业务与财务稳健对于深受重创的美国房地产与信贷体系，乃至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影响。
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政企不分”从长远而言可能造成的危害。美国“两房”危机就是“政企不分”的一个直接后果。“房利美”是在美国大萧条后住房业持续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由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所创立的。当时，房利美在美国住房融资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和平繁荣时代，尽管“两房”业已成为私人股份企业，美国国会却仍然视其为“政府所支持的机构”，联邦政府继续为之债务提供隐含担保。结果，“两房”不断冒进扩张，资产负债平衡表急剧增加。美国政府对“两房”机构的错误定位和不当“干预”，是造成“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道德危害的根源所在。
中国可以从美国此次的信贷危机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既然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居然在住房融资领域犯了“政企不分”的错误，尝够了道德风险的苦头，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就有可能面临更大的“政企不分”和“道德风险”的可能。
中国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在近几年间经过大规模政府注资、不良资产划拨和股票上市后，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金融机构的某些体制性缺陷依然如故。国有控股的格局客观上带来了各种形式的超股东权利的行政干预，包括高管与董事任免制度、薪酬激励机制等等。换言之，“政企不分”的现象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依然存在。
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能够解决美国“两房”未能解决的股东价值与政府行政意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中国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出现了重大问题，究竟应向谁问责？董事会？党委？还是政府行政主管机关抑或组织部门？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与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厘清？谁来最终担保金融机构的信用？一旦宏观经济周期逆转，金融机构经营与财务状况恶化，可以设想，目前这种含糊不清的政企边界将会引发类似于美国“两房”窘境。但在中国，目前尚不足够重视一系列潜在问题。
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两房”模式———或所谓“GSE”模式，曾一度被奉为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取得调和的成功案例。但是，最新的“两房危机”应当拉响了警钟，促使人们重新检讨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合适角色。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政府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与行业监管法规———具体就金融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包括最低风险资本金要求与风险管理评估在内的完整审慎监管体系———为最经典也往往可能最有效的经济干预方式。而国有制，或政府长期直接控股，或对企业负债提供隐含担保，将或迟或早无不以不幸结局告终，被历史一再证明是最糟糕的政府干预形式。
美国政府对于“两房”的接管行动，不但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值得盲目仿效的先例，而且应该作为一件不幸的金融悲剧，成为警示其他国家的负面教训。
———摘自《财经网》
美国政府对“两房”问题的果决处置，至少就短期而言，对于稳定当前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不安的局势，提升全球投资者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决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首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使其债券持有人彻底吃了一颗定心丸。出于对“两房”财务问题的担心，国际投资者从7月起共减持了170亿美元的机构债。作为一个有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依赖外国资本流入。所以，保尔森必须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来维持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国主权信用与美元资产的信心。
对于饱受重创的银行机构，美国政府对于“两房”的处置减少了其未实现的机构债券损失，但银行业所面临的根本性困难并没有消除。由于财政部在接管“两房”时对优先股持有人的严厉惩罚，一些高度依赖优先股作为融资渠道的区域性银行，未来补充资本金的难度将会更大。
对于美国股市而言，政府接管“两房”使股市以金融股为龙头短期出现强力反弹。但是，未来股市仍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雷曼兄弟、华盛顿互助银行、美国国际等机构日益恶化的财务问题，甚至可能完全抵消政府果断处置“两房”为股市所带来的短期舒解。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接管“两房”的财政成本不是小数，仅直接成本就有2000亿美元。但是，接管“两房”本身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财政的固有风险，从而不至于对美国主权债信评级、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和美元汇率有太大的影响。
对于美国住房市场，较可靠的研究分析预测，美国住房价格水平从2007年峰值到低谷将回落25%-30%。只有当房价完成这样幅度的“矫正”后，美国住房可负担力才能回到房地产泡沫发生之前的水平。政府接管“两房”最大的效果，是防止住房价格跌到合理的“均衡水平”之下。
“两房”是名副其实的“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在保尔森宣布“国有化”之前，“两房”所提供的信贷已经达到了美国全部新增住房按揭贷款的四分之三！“两房”债券为国际投资者广泛持有，“两房”的业务与财务稳健对于深受重创的美国房地产与信贷体系，乃至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影响。
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政企不分”从长远而言可能造成的危害。美国“两房”危机就是“政企不分”的一个直接后果。“房利美”是在美国大萧条后住房业持续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由推行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所创立的。当时，房利美在美国住房融资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和平繁荣时代，尽管“两房”业已成为私人股份企业，美国国会却仍然视其为“政府所支持的机构”，联邦政府继续为之债务提供隐含担保。结果，“两房”不断冒进扩张，资产负债平衡表急剧增加。美国政府对“两房”机构的错误定位和不当“干预”，是造成“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道德危害的根源所在。
中国可以从美国此次的信贷危机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既然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居然在住房融资领域犯了“政企不分”的错误，尝够了道德风险的苦头，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就有可能面临更大的“政企不分”和“道德风险”的可能。
中国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在近几年间经过大规模政府注资、不良资产划拨和股票上市后，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金融机构的某些体制性缺陷依然如故。国有控股的格局客观上带来了各种形式的超股东权利的行政干预，包括高管与董事任免制度、薪酬激励机制等等。换言之，“政企不分”的现象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依然存在。
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能够解决美国“两房”未能解决的股东价值与政府行政意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中国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出现了重大问题，究竟应向谁问责？董事会？党委？还是政府行政主管机关抑或组织部门？作为监管者的政府与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厘清？谁来最终担保金融机构的信用？一旦宏观经济周期逆转，金融机构经营与财务状况恶化，可以设想，目前这种含糊不清的政企边界将会引发类似于美国“两房”窘境。但在中国，目前尚不足够重视一系列潜在问题。
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两房”模式———或所谓“GSE”模式，曾一度被奉为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取得调和的成功案例。但是，最新的“两房危机”应当拉响了警钟，促使人们重新检讨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合适角色。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政府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与行业监管法规———具体就金融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包括最低风险资本金要求与风险管理评估在内的完整审慎监管体系———为最经典也往往可能最有效的经济干预方式。而国有制，或政府长期直接控股，或对企业负债提供隐含担保，将或迟或早无不以不幸结局告终，被历史一再证明是最糟糕的政府干预形式。
美国政府对于“两房”的接管行动，不但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值得盲目仿效的先例，而且应该作为一件不幸的金融悲剧，成为警示其他国家的负面教训。
———摘自《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