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
必须突破两道坎
《上海金融报》：金融主导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历来是大国崛起和博弈的制高点。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您认为，我国未来应如何立足全球化战略，重新规划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策略？
陆红军：全球化战略及其新思维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
回顾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进度。目前制约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因素，是转型时期的金融体系依然保留着财政金融的痕迹，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定势———重国内金融轻国际金融。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突破两道坎：
第一道是“国际金融坎”。上海的科学定位，必须是建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首尔、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不同，应当更类似于纽约，既是经济大国的国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金融中心。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国内与国际并举，战略重点应在“国际金融”上。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城市已成世界发展趋势，其特征是集现代服务业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样化生产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与指挥中心、时尚生活与创新源头等于一身。按照蒙代尔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预测，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将发展为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直至未来演变为“无中心”的格局。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既适合本国又融入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网络和布局？
陆红军：依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实力，我建议目前我国应该在协同发展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具体而言，北京应为国家金融决策与管理中心，同时发展为环渤海金融中心；上海和香港的目标都应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分别辐射长三角和珠三角；天津、深圳、郑州、沈阳、西安、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南方、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金融中心。
我国金融中心网络建设成败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北京、上海、香港三大城市在金融业务发展上的定位和分工，适合的方式是按照“建设上海、沪港联动、三市协同”的等三角发展模式，上海和香港提供金融服务，北京着眼于金融监管，三个城市协同作战，形成互补优势。
陆红军：全球化战略及其新思维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
回顾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进度。目前制约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因素，是转型时期的金融体系依然保留着财政金融的痕迹，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定势———重国内金融轻国际金融。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突破两道坎：
第一道是“国际金融坎”。上海的科学定位，必须是建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首尔、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不同，应当更类似于纽约，既是经济大国的国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金融中心。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国内与国际并举，战略重点应在“国际金融”上。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城市已成世界发展趋势，其特征是集现代服务业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样化生产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与指挥中心、时尚生活与创新源头等于一身。按照蒙代尔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预测，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将发展为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直至未来演变为“无中心”的格局。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既适合本国又融入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网络和布局？
陆红军：依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实力，我建议目前我国应该在协同发展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具体而言，北京应为国家金融决策与管理中心，同时发展为环渤海金融中心；上海和香港的目标都应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分别辐射长三角和珠三角；天津、深圳、郑州、沈阳、西安、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南方、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金融中心。
我国金融中心网络建设成败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北京、上海、香港三大城市在金融业务发展上的定位和分工，适合的方式是按照“建设上海、沪港联动、三市协同”的等三角发展模式，上海和香港提供金融服务，北京着眼于金融监管，三个城市协同作战，形成互补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