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
建设在岸型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自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已经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地位，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您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国家经济利益有何关系？
潘英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金融中心对东道国的经济贡献，主要体现在：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促进金融发展，提供投资与融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的积累；提升东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上海市政府的规划目标。但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金融开放，借鉴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经济和金融强国。
《上海金融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以与国际合规，意味着我国金融开放的幅度必须加大以与国际接轨。您是如何看待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的关系的？
潘英丽：致力于金融体系的安全与效率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改革和开放的次序安排合理，推进的节奏适当，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全功能，高效运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金融安全。反之，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次序有错，例如改革严重滞后开放，轻则国家利益大量流失，重则爆发金融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在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形之下，金融开放才可能进一步推进。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必然趋势。安全平稳的金融开放，应该是一种有序的开放，有一定的路径或次序上的要求。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先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再开放资本市场。
《上海金融报》：在亚太地区，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及悉尼等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就您看来，上海如何在与这些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怎么样的目标定位才能让上海在激烈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潘英丽：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演变趋势可能有四种变局：第一种可能性是东京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悉尼等成为多个二线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日本经济强劲复苏，日本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日元国际化进展顺利。
第二种可能性是香港成为类似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上海等亚洲大都市成为二线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币资本账户迅速开放、香港承担起更多的国家责任，香港资本市场在国内金融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功能。第三种可能性是上海成为类似纽约在岸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成为类似芝加哥或者法兰克福式的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快速推进、金融开放平稳适度、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展顺利。第四种可能性是多个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并存，没有全球金融中心。
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排除第一和第四种可能性，20年以后在中国建成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现实基础是：第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中华地区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第三，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在平稳、持续的升值过程中实现区域化或国际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定位应该是类似纽约的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的四种业务类型（国内金融业务、对外金融投资、对外金融筹资和非居民离岸业务）中，国内金融业务将占全部金融业务的60%-70%，另外三类业务的比重则视国内条件与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而定。上海定位为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也是与香港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需要。
《上海金融报》：目前看来，上海和香港两地双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上海和香港两地又将怎样做到“沪港联动、双双共赢”呢？
潘英丽：就上海与香港的条件而言，两座城市各有优势和不足。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或地区之间竞争的新形式。在此背景下，假如中国能建成全球金融中心，那么这个金融中心需要更多地体现国家的利益。其次要有强大的腹地经济作为支撑。在这两点上上海的条件比香港更好一些。第三，要看中国金融开放的动态趋势。资本账户开放慢一些，就给上海多一些时间去创造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制度和市场条件。
沪港两地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两地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沪港金融中心建设的分工合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可兑换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后。事实上，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之后，沪港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这一阶段，应该加快沪港金融业的相互渗透和市场联网，以便于上海更好地向香港学习，香港有更好的分享内地发展的机会，并为内地金融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潘英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金融中心对东道国的经济贡献，主要体现在：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促进金融发展，提供投资与融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的积累；提升东道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是上海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上海市政府的规划目标。但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金融开放，借鉴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经济和金融强国。
《上海金融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以与国际合规，意味着我国金融开放的幅度必须加大以与国际接轨。您是如何看待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的关系的？
潘英丽：致力于金融体系的安全与效率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改革和开放的次序安排合理，推进的节奏适当，才能促进金融体系健全功能，高效运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金融安全。反之，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次序有错，例如改革严重滞后开放，轻则国家利益大量流失，重则爆发金融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在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形之下，金融开放才可能进一步推进。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必然趋势。安全平稳的金融开放，应该是一种有序的开放，有一定的路径或次序上的要求。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先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再开放资本市场。
《上海金融报》：在亚太地区，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及悉尼等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就您看来，上海如何在与这些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怎么样的目标定位才能让上海在激烈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潘英丽：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演变趋势可能有四种变局：第一种可能性是东京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悉尼等成为多个二线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日本经济强劲复苏，日本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日元国际化进展顺利。
第二种可能性是香港成为类似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上海等亚洲大都市成为二线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币资本账户迅速开放、香港承担起更多的国家责任，香港资本市场在国内金融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功能。第三种可能性是上海成为类似纽约在岸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成为类似芝加哥或者法兰克福式的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快速推进、金融开放平稳适度、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展顺利。第四种可能性是多个二线国际金融中心并存，没有全球金融中心。
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排除第一和第四种可能性，20年以后在中国建成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现实基础是：第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大中华地区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第三，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在平稳、持续的升值过程中实现区域化或国际化。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定位应该是类似纽约的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在金融中心的四种业务类型（国内金融业务、对外金融投资、对外金融筹资和非居民离岸业务）中，国内金融业务将占全部金融业务的60%-70%，另外三类业务的比重则视国内条件与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而定。上海定位为在岸型全球金融中心，也是与香港实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需要。
《上海金融报》：目前看来，上海和香港两地双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上海和香港两地又将怎样做到“沪港联动、双双共赢”呢？
潘英丽：就上海与香港的条件而言，两座城市各有优势和不足。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或地区之间竞争的新形式。在此背景下，假如中国能建成全球金融中心，那么这个金融中心需要更多地体现国家的利益。其次要有强大的腹地经济作为支撑。在这两点上上海的条件比香港更好一些。第三，要看中国金融开放的动态趋势。资本账户开放慢一些，就给上海多一些时间去创造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制度和市场条件。
沪港两地各有优势和不足，因此两地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沪港金融中心建设的分工合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可兑换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后。事实上，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之后，沪港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这一阶段，应该加快沪港金融业的相互渗透和市场联网，以便于上海更好地向香港学习，香港有更好的分享内地发展的机会，并为内地金融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