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
近日加拿大环球财经在沪举办的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发表了题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利率变化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影响”的专题演讲。夏斌就近期市场非常关心的股市、利率、汇率等问题分别作了阐述。记者就此采访了他
本期访谈人物：夏斌
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
中国应确立金融弱国思维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这种高速发展还会持续多久？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哪些困难和压力？
夏斌：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决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今后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亚洲肯定是令全球最兴奋的经济体，21世纪将是亚洲的经济。即使按目前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计算，假设中国经济按10％的速度增长，要不了多久，中国的GDP实力将马上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即将名列世界第三的背后，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等经济问题以及短期运行中出现的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是严重困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绩和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时代给我们中国的机遇和挑战。什么叫机遇，即在全球生产和服务格局的调整近20多年来，恰恰遇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了中国的制度转轨，大量的跨国国际资本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资源的加工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便宜商品和服务，稳定了世界的物价水平，繁荣了中国也繁荣了世界。
正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制度转轨的过程中，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从世界经济史来看，特别是从这两年外汇储备增长来看，更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必然在环境、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给中国自身带来了困惑，也给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带来了担忧和不安全感，
其次，从世界经济的短期因素看：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相继提高利率，美国进入长期贸易赤字、经济结构调整非常艰难，加上眼前抵押房产市场又趋于恶化，随时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第三，中国在内外失衡的状态之下，流动性管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国家的稳定、特别是资产价格的稳定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能否保持经济高速成长，这个任务是越来越重。从上述所说的长期因素和短期背景出发，怎么样决定中国当前比较合适的金融政策，既能够享受上帝带来的机遇，又善于应对时代给中国的挑战，我认为从西方经济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
《上海金融报》：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
夏斌：我认为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中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的状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应该确立金融弱国的思维，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一个巨大经济体的赶超过程，自然会发生和现存经济秩序不完全吻合的特点及现象，我所说的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并不是不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经济目前能够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保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实行有秩序有节奏的开放，对内要加大开放步伐，向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开放，抓住有利的时机，推进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改革和创新。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金融国门，具体来讲是指以下三方面：第一是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第二是指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程度；第三，是指外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这三项内容的开放我们是有秩序的，而且，我认为中国金融政策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在制定和实施。我们从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看，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我认为还应该加一条内容，也即对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程度我们也应该看好。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水到渠成
《上海金融报》：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学习和借鉴一些什么？您如何看待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和香港的关系？
夏斌：在讲金融开放的中间，我们自然要讲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我认为，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标，更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的自然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认识到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逐步演进的过程，是我们金融不断开放逐步积累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从有限制兑换到彻底自由兑换逐步探索的过程。简而言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何时以及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功夫不在金融市场本身，功夫恰恰在市场外。在这方面我们工作努力的重心和重点，应该是要围绕整个经济发展大局的需要，去不断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彻底兑换的发展途径。
大家知道，如果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是不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硬件再好也没有用，其中日本的发展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启发。大家知道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也在日本，但它在跨境交易和IPO方面不如香港，在对冲基金市场方面不如新加坡，但这并不影响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上的次霸权地位。
因此，我们中国在探索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不要简单去学新加坡，因为他们是注重小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充分应用，另辟蹊径创造了金融衍生产品及对冲基金的非主流金融市场。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引用国际金融市场上某些先进的金融工具和某些先进金融技术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我认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立足于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瓶颈，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问题，进行不断的机制创新，不断扩大市场规模，这才是世界上一个大国规模刚刚初步形成之时发展赶超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不必在乎国际上一些商业机构对上海金融中心的排名。
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前两天我看到报纸谈到香港联交所和上海某些人士在沪港两地问题上都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制度安排，也是世界金融史上各国金融中心在其形成过程中从未有过的背景条件，不管纽约也好，伦敦也好，从未像我们这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一国两制”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发达的香港。伴随今后中国第三大经济体的不断壮大，我认为香港和上海两个金融中心肯定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从长期看，沪港两地的金融中心更多的应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国内流动性管理非常重要
《上海金融报》：目前大家非常关心人民币利率、汇率和股市的话题，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夏斌：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中国经济被持续看好，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世界游资纷纷涌入。在中国当前短期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过快这样一个短期困境下，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需要一个中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配合。目前中国政府除了采取出口退税政策、土地政策、外资政策、环保资源政策、消费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之外，我认为，国内流动性管理政策是国内宏观调控中间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目前中国的汇率调整在一个时期内并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改善。
因此，在国际收支对外失衡的状况下容易表现为国内经济不稳定，以及物价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上，这样一种不稳定始终是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中关注的目标。我认为，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成本还没有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情况下，央行的调控不会仅关注商品的价格，还应充分关注资产价格，因此作为我们市场人士要了解分析预测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不应该仅局限于CPI。
从央行的调控来看，它有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两个手段，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前央行利率调整的对象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但是只要国内流动性过剩压力还在，或已经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那么央行就会配合其他宏观政策：当需要加大收回市场流动性的时候，这时候央行即使不提高存贷款利率，也会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推高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所以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简单从CPI提高、央行会否加息的问题着手，我们更要看到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都是央行的调控手段。
我曾经撰文指出，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和央行制定的M2（16％）的目标有关，前者高了后者就应该下降，当央行为了达到下降这个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时，必然会用一些手段进行调控，调控的结果货币市场利率必然提高。我估计上面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中短期内的一种趋势。所以我不会和一些投资银行那样去分析央行在未来还会加几次利息。
就股市而言，在央行充分关注资产价格的背景下，当央行需要加大力度，调节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时候，同样会促使中国的股市出现尽可能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发展，而不是非理性的大起大落，也就是说只要央行按照经济发展提供适度货币供应量，自然对于股市的这种非理性的大起大落是一种抑制作用。从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政策落实只要体现了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只要管好国内的流动性，只要尽可能的延长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局面，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股市在涨涨跌跌的行情中间，仍然会走出一条让投资者满意的曲线。
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
中国应确立金融弱国思维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这种高速发展还会持续多久？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哪些困难和压力？
夏斌：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决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今后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亚洲肯定是令全球最兴奋的经济体，21世纪将是亚洲的经济。即使按目前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计算，假设中国经济按10％的速度增长，要不了多久，中国的GDP实力将马上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即将名列世界第三的背后，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等经济问题以及短期运行中出现的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是严重困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绩和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时代给我们中国的机遇和挑战。什么叫机遇，即在全球生产和服务格局的调整近20多年来，恰恰遇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了中国的制度转轨，大量的跨国国际资本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资源的加工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便宜商品和服务，稳定了世界的物价水平，繁荣了中国也繁荣了世界。
正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制度转轨的过程中，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从世界经济史来看，特别是从这两年外汇储备增长来看，更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这种持续高速的增长，必然在环境、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给中国自身带来了困惑，也给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带来了担忧和不安全感，
其次，从世界经济的短期因素看：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相继提高利率，美国进入长期贸易赤字、经济结构调整非常艰难，加上眼前抵押房产市场又趋于恶化，随时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
第三，中国在内外失衡的状态之下，流动性管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国家的稳定、特别是资产价格的稳定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能否保持经济高速成长，这个任务是越来越重。从上述所说的长期因素和短期背景出发，怎么样决定中国当前比较合适的金融政策，既能够享受上帝带来的机遇，又善于应对时代给中国的挑战，我认为从西方经济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
《上海金融报》：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
夏斌：我认为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中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的状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应该确立金融弱国的思维，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一个巨大经济体的赶超过程，自然会发生和现存经济秩序不完全吻合的特点及现象，我所说的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并不是不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经济目前能够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保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实行有秩序有节奏的开放，对内要加大开放步伐，向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开放，抓住有利的时机，推进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改革和创新。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金融国门，具体来讲是指以下三方面：第一是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第二是指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程度；第三，是指外资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这三项内容的开放我们是有秩序的，而且，我认为中国金融政策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在制定和实施。我们从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看，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我认为还应该加一条内容，也即对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程度我们也应该看好。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水到渠成
《上海金融报》：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学习和借鉴一些什么？您如何看待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和香港的关系？
夏斌：在讲金融开放的中间，我们自然要讲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我认为，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标，更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的自然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认识到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逐步演进的过程，是我们金融不断开放逐步积累的过程，也是人民币从有限制兑换到彻底自由兑换逐步探索的过程。简而言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何时以及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功夫不在金融市场本身，功夫恰恰在市场外。在这方面我们工作努力的重心和重点，应该是要围绕整个经济发展大局的需要，去不断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彻底兑换的发展途径。
大家知道，如果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是不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硬件再好也没有用，其中日本的发展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启发。大家知道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也在日本，但它在跨境交易和IPO方面不如香港，在对冲基金市场方面不如新加坡，但这并不影响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上的次霸权地位。
因此，我们中国在探索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不要简单去学新加坡，因为他们是注重小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充分应用，另辟蹊径创造了金融衍生产品及对冲基金的非主流金融市场。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引用国际金融市场上某些先进的金融工具和某些先进金融技术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我认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立足于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瓶颈，着力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问题，进行不断的机制创新，不断扩大市场规模，这才是世界上一个大国规模刚刚初步形成之时发展赶超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不必在乎国际上一些商业机构对上海金融中心的排名。
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前两天我看到报纸谈到香港联交所和上海某些人士在沪港两地问题上都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制度安排，也是世界金融史上各国金融中心在其形成过程中从未有过的背景条件，不管纽约也好，伦敦也好，从未像我们这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一国两制”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发达的香港。伴随今后中国第三大经济体的不断壮大，我认为香港和上海两个金融中心肯定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从长期看，沪港两地的金融中心更多的应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国内流动性管理非常重要
《上海金融报》：目前大家非常关心人民币利率、汇率和股市的话题，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夏斌：在全球流动性过剩，中国经济被持续看好，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世界游资纷纷涌入。在中国当前短期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过快这样一个短期困境下，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需要一个中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配合。目前中国政府除了采取出口退税政策、土地政策、外资政策、环保资源政策、消费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之外，我认为，国内流动性管理政策是国内宏观调控中间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目前中国的汇率调整在一个时期内并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迅速的改善。
因此，在国际收支对外失衡的状况下容易表现为国内经济不稳定，以及物价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上，这样一种不稳定始终是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中关注的目标。我认为，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成本还没有出现较大幅度提高情况下，央行的调控不会仅关注商品的价格，还应充分关注资产价格，因此作为我们市场人士要了解分析预测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不应该仅局限于CPI。
从央行的调控来看，它有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两个手段，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前央行利率调整的对象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但是只要国内流动性过剩压力还在，或已经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那么央行就会配合其他宏观政策：当需要加大收回市场流动性的时候，这时候央行即使不提高存贷款利率，也会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推高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所以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简单从CPI提高、央行会否加息的问题着手，我们更要看到价格调控和数量调控都是央行的调控手段。
我曾经撰文指出，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和央行制定的M2（16％）的目标有关，前者高了后者就应该下降，当央行为了达到下降这个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时，必然会用一些手段进行调控，调控的结果货币市场利率必然提高。我估计上面所说的这种现象，是中短期内的一种趋势。所以我不会和一些投资银行那样去分析央行在未来还会加几次利息。
就股市而言，在央行充分关注资产价格的背景下，当央行需要加大力度，调节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时候，同样会促使中国的股市出现尽可能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健康发展，而不是非理性的大起大落，也就是说只要央行按照经济发展提供适度货币供应量，自然对于股市的这种非理性的大起大落是一种抑制作用。从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政策落实只要体现了看好中国的金融国门，只要管好国内的流动性，只要尽可能的延长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局面，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股市在涨涨跌跌的行情中间，仍然会走出一条让投资者满意的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