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信息部全球预测团队高级经济学家 Jan Friederich：
中国经济的变数来自外资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在2008年初逐渐加剧。世界经济这艘大船在驶入2008年后，就注定会处于风高浪急之中，充满着变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谁将扮演世界经济的领航者？中国是否会在流动性过剩中滑向恶性通胀？在华跨国公司又会面临怎样的调整与选择？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五届亚太财务总监圆桌会议”上，全球知名经济学家JanFried erich发表了独到的看法
本期访谈人物：JanFriederich
JanFriederich，经济学人信息部，全球预测团队，高级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伦敦大学金融经济学硕士。在加入经济学人前，作为经济顾问向各大投资银行的研究部提供西欧经济状况的分析。
美国已进入经济衰退
《上海金融报》：去年下半年爆发的次级债风波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经济学家预言美国经济将就此步入下一个衰退周期。您对2008年美国经济形势是否乐观？美国家庭的生活会因此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JanFriederich：首先我要说的是2008年将会是一个经济学家年，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关心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尤其是负面情况。而让我们来看看2008年，在这一年中经济的基本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因为受美国的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目前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各种指标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得不说，恐怕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因为就业情况的下降是历次进入衰退的固定模式。而就当前的数据来看，美国的就业数据的确再一次处于令人难以预测的非线性的下滑之中。
关于次级债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影响，有人认为美国民众短期借款数量巨大，个人信用评级也受到影响，应当就此改变消费方式和习惯。对此，我认为个人债务规模巨大的确会影响到个人消费，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当前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因此波动水平远小于其余一些个人财富积累不够丰厚的国家。考虑到美国家庭财产总体规模，即使房产缩水，也不会即刻需要卖出房产以求财务平衡。
《上海金融报》：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漫长的调整期，甚至到了21世纪这“失去的十年”仍在蔓延。美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呢？您认为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JanFriederich：从就业率上来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次级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就表现在楼市衰退，房价下跌。由于信贷证券化的这种危机又被转嫁到了金融市场，要知道，每1美元的财富增长平均就有5%来自楼市的贡献。继而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扩大了这种影响，建筑业与消费品行业的需求受到冲击，企业生产信心不足。
但是一些好消息使得美国经济的衰退不会太严重：过去的衰退周期中，存货水平总是相当，而这次则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一方面，长期地库存管理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美联储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一直与经济衰退做积极的斗争，避免犯过去的错误。今年以来调整了原先机械性的货币政策，通过不断调低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能有效避免通缩的产生。
《上海金融报》：既然您认为美国已走入了经济衰退期，那未来谁将扮演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JanFriederich：经合组织的其余国家尚不具备替代美国的能力。就以德国为例，虽然出口增长较快，但其国内内需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对于欧洲债市来说，最重要的指标只怕还是美国的就业率而非欧盟的就业率。因此，美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中国通胀局面不会长期持续
《上海金融报》：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良性运行。您认为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
JanFriederich：在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洲国家的出口状况。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并未受到严重的影响，但产品的总体附加值依然不高。但比起十年前，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耐冲机制”逐步形成：一方面，1997年来资产结构得到不断地改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缓冲区”，赤字的减少也使得对外部因素的“耐冲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较好的周期，国内情况良好，这都在客观上削弱了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去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值为4610亿美元，总量已经突破15000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面临大量的利息损失，持续维持高外汇储备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里，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抉择，因为持续不断地增加外汇储备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中国早晚要面对外汇政策的调整，好在尚有充足时间来应对调整。
《上海金融报》：去年以来，中国CPI指数持续高企，通胀压力逐步放大，学界普遍担忧中国经济会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滑向恶性通胀。您对此有何看法？
JanFriederich：首先，我认为流动性过剩与通胀并不直接相关。这里有两个选项：一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消费过剩，进而引发通货膨胀；二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剩再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通货紧缩。目前为止，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在这两个选项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当前中国的CPI增长率大致在7%左右，导致CPI持续高企的因素主要是食品价格，尤其是肉类价格的大幅上涨所致。由于生猪饲养需要生产周期，一旦产能恢复，肉价将很快下降，因此通胀局面不会长期持续。中国经济当前的真正变数在于外资的流入。大量流动性无处可去必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量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投资的激增引发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较大。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中国经济始终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良性运行，中国对世界市场出口了大量的制造业加工品，却从来未向世界市场出口“通胀”。这两年尽管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有所抬头，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P）对于中国长期通胀的预期依然不高，尤其是中国本轮CPI的高企只要是由于食品
价格及能源成本上升引起的，对此，世界各大发达经济体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担忧。如前所述，一旦巨量的外资投入，大量过剩流动性无处发泄，固定资产的投资大量增长就将成为定数。投资过剩导致产能过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依然没有做好通胀或者通缩的选择题。
在当前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依然保持小幅升值的态势。业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会保持这样的汇率升值“逐步走”的方式，因为人民币的突然大幅升值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当前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在1∶6.6是比较合适的，我个人则认为到2008年底这一比率将会达到1∶6.5。
我认为，通货膨胀并非是在2008年内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因素。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经济年内最大的变数在于外资的过多涌入，控制投机资本的流入量成为了经济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驱动力是增加投机者的风险，防止热钱过分涌入。
跨国公司面临调整与选择
《上海金融报》：到会的一些CFO表示目前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搬出高成本的长三角地区，越南、甚至印度会是个好的选择。您对他们的选择有何看法？
JanFriederich：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但我不认为这是聪明的选择。我们可以设置两至三个生产基地来摊薄成本，但我想问的是：除了中国，我们还能去哪？
越南吗？在政策环境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与中国相差很远。至于印度，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我依然认为至少在这一时点上还无法与中国抗衡。在华的跨国公司可能会抱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纺织品的出口退税正在逐步取消，政府牵头的产业升级也会使一些领域面临洗牌，但这些利空并不能抹煞中国作为跨国公司亚太地区基地的优势所在。虽然搬迁至东南亚国家会使劳力成本有所下降，但从经济核算上来说并不合算。
《上海金融报》：在华跨国企业似乎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颇为担心，您觉得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呢？
JanFriederich：劳力成本的上升对企业控制成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尤其是在香港多年的跨国公司。但我认为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带动了工人工资的提高，进而引发全社会工人工资的普遍上浮。但这一情况恰恰说明，中国经济正朝着高端、高附加值的方向在发展，这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另外，据我所知，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超出预期。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值得信赖，资产结构也足够合理。必要时，政府可随时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因此，他们并不担心中国经济会因次级债危机而减速。当然，对于发行国债的问题，央行仍需谨慎考虑，行政压力也依然存在。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发行国债的反应周期一般在一个季度到半年之内，在中国这个反应周期也许更长。
美国已进入经济衰退
《上海金融报》：去年下半年爆发的次级债风波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经济学家预言美国经济将就此步入下一个衰退周期。您对2008年美国经济形势是否乐观？美国家庭的生活会因此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
JanFriederich：首先我要说的是2008年将会是一个经济学家年，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关心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尤其是负面情况。而让我们来看看2008年，在这一年中经济的基本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经济因为受美国的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目前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各种指标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得不说，恐怕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因为就业情况的下降是历次进入衰退的固定模式。而就当前的数据来看，美国的就业数据的确再一次处于令人难以预测的非线性的下滑之中。
关于次级债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影响，有人认为美国民众短期借款数量巨大，个人信用评级也受到影响，应当就此改变消费方式和习惯。对此，我认为个人债务规模巨大的确会影响到个人消费，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当前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因此波动水平远小于其余一些个人财富积累不够丰厚的国家。考虑到美国家庭财产总体规模，即使房产缩水，也不会即刻需要卖出房产以求财务平衡。
《上海金融报》：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漫长的调整期，甚至到了21世纪这“失去的十年”仍在蔓延。美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呢？您认为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JanFriederich：从就业率上来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次级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就表现在楼市衰退，房价下跌。由于信贷证券化的这种危机又被转嫁到了金融市场，要知道，每1美元的财富增长平均就有5%来自楼市的贡献。继而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扩大了这种影响，建筑业与消费品行业的需求受到冲击，企业生产信心不足。
但是一些好消息使得美国经济的衰退不会太严重：过去的衰退周期中，存货水平总是相当，而这次则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一方面，长期地库存管理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美联储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一直与经济衰退做积极的斗争，避免犯过去的错误。今年以来调整了原先机械性的货币政策，通过不断调低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能有效避免通缩的产生。
《上海金融报》：既然您认为美国已走入了经济衰退期，那未来谁将扮演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JanFriederich：经合组织的其余国家尚不具备替代美国的能力。就以德国为例，虽然出口增长较快，但其国内内需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对于欧洲债市来说，最重要的指标只怕还是美国的就业率而非欧盟的就业率。因此，美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领航者。
中国通胀局面不会长期持续
《上海金融报》：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良性运行。您认为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
JanFriederich：在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洲国家的出口状况。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并未受到严重的影响，但产品的总体附加值依然不高。但比起十年前，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耐冲机制”逐步形成：一方面，1997年来资产结构得到不断地改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缓冲区”，赤字的减少也使得对外部因素的“耐冲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较好的周期，国内情况良好，这都在客观上削弱了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去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值为4610亿美元，总量已经突破15000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面临大量的利息损失，持续维持高外汇储备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里，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抉择，因为持续不断地增加外汇储备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中国早晚要面对外汇政策的调整，好在尚有充足时间来应对调整。
《上海金融报》：去年以来，中国CPI指数持续高企，通胀压力逐步放大，学界普遍担忧中国经济会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滑向恶性通胀。您对此有何看法？
JanFriederich：首先，我认为流动性过剩与通胀并不直接相关。这里有两个选项：一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消费过剩，进而引发通货膨胀；二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剩再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通货紧缩。目前为止，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在这两个选项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当前中国的CPI增长率大致在7%左右，导致CPI持续高企的因素主要是食品价格，尤其是肉类价格的大幅上涨所致。由于生猪饲养需要生产周期，一旦产能恢复，肉价将很快下降，因此通胀局面不会长期持续。中国经济当前的真正变数在于外资的流入。大量流动性无处可去必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量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投资的激增引发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较大。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中国经济始终沿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良性运行，中国对世界市场出口了大量的制造业加工品，却从来未向世界市场出口“通胀”。这两年尽管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有所抬头，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P）对于中国长期通胀的预期依然不高，尤其是中国本轮CPI的高企只要是由于食品
价格及能源成本上升引起的，对此，世界各大发达经济体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担忧。如前所述，一旦巨量的外资投入，大量过剩流动性无处发泄，固定资产的投资大量增长就将成为定数。投资过剩导致产能过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依然没有做好通胀或者通缩的选择题。
在当前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依然保持小幅升值的态势。业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会保持这样的汇率升值“逐步走”的方式，因为人民币的突然大幅升值的破坏力将是巨大的。当前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在1∶6.6是比较合适的，我个人则认为到2008年底这一比率将会达到1∶6.5。
我认为，通货膨胀并非是在2008年内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因素。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经济年内最大的变数在于外资的过多涌入，控制投机资本的流入量成为了经济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驱动力是增加投机者的风险，防止热钱过分涌入。
跨国公司面临调整与选择
《上海金融报》：到会的一些CFO表示目前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搬出高成本的长三角地区，越南、甚至印度会是个好的选择。您对他们的选择有何看法？
JanFriederich：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但我不认为这是聪明的选择。我们可以设置两至三个生产基地来摊薄成本，但我想问的是：除了中国，我们还能去哪？
越南吗？在政策环境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与中国相差很远。至于印度，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我依然认为至少在这一时点上还无法与中国抗衡。在华的跨国公司可能会抱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纺织品的出口退税正在逐步取消，政府牵头的产业升级也会使一些领域面临洗牌，但这些利空并不能抹煞中国作为跨国公司亚太地区基地的优势所在。虽然搬迁至东南亚国家会使劳力成本有所下降，但从经济核算上来说并不合算。
《上海金融报》：在华跨国企业似乎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颇为担心，您觉得这种担心是否必要呢？
JanFriederich：劳力成本的上升对企业控制成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尤其是在香港多年的跨国公司。但我认为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带动了工人工资的提高，进而引发全社会工人工资的普遍上浮。但这一情况恰恰说明，中国经济正朝着高端、高附加值的方向在发展，这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另外，据我所知，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超出预期。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值得信赖，资产结构也足够合理。必要时，政府可随时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因此，他们并不担心中国经济会因次级债危机而减速。当然，对于发行国债的问题，央行仍需谨慎考虑，行政压力也依然存在。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发行国债的反应周期一般在一个季度到半年之内，在中国这个反应周期也许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