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约翰·史达德先生
金融中心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日前，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约翰·史达德率领由50多名英国金融专业服务领域的高级代表组成的访问团抵达上海。在访问期间，伦敦金融城与上海市政府签订了最新的《合作备忘录》，双方约定进一步加深彼此的金融合作。为此，记者专访了约翰·史达德市长，听他讲述伦敦金融城的成功经验，以及伦敦金融城在防止金融风险方面所做的努力
本期访谈人物：约翰·史达德
史达德，2006年11月10日，正式出任第679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今年11月卸任）。作为伦敦金融城首席长官，他主要负责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及伦敦城事务。同时，作为伦敦金融城的市长，史达德还担负伦敦金融城商务方面的职责，为伦敦金融城提供支持。
开放、自由成就伦敦金融城
《上海金融报》：众所周知，伦敦金融城是一个可以与纽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您看来，伦敦金融城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史达德：说实话，伦敦成为全球顶尖的金融中心，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感到惊奇。我认为，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伦敦金融城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当初，撒切尔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大爆炸”，取消了一些垄断性、限制性的法规，让市场完全开放，接受自由的竞争，这正是金融界所希望看到的。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经过努力，所有限制性的做法全部都取消了，基金管理公司开放了，保险公司也开放了。这种开放、自由的市场吸引了全球的资本。从1987年之后，一些金融公司大批涌入英国、涌入伦敦。如今，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公司中有超过一半是外资公司，而在金融业工作的人，有超过25%是外国人。伦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本地的金融服务中心，而是一个全球的中心。我们认为，开放和自由贸易是成功的要诀，是成功的基石，我想，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也应该是这样。
如果研究过中国清王朝的覆灭，大家可能会记得在1791年、1792年，曾经有一个英国的首脑想要开放市场，想要跟中国开展贸易。但当时的乾隆皇帝表示反对，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贸易，于是，保护主义政策使得清王朝走向覆灭。而过去的25年里，中国又重新复苏了，因为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倡导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开放、自由的市场是伦敦金融城取得成功的要诀。
另外，基于原则的管理方式也是伦敦金融城成功的一大要素。英国，一直是一个基于原则的社会，而不是基于法则的社会。我认为，这在金融行业非常重要。大家知道，金融行业是瞬息万变的，你制定的法规，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法规过时了。要知道，过时的法规对行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制约金融行业的发展。而基于原则的治理，却能够鼓励创新，增加人们的想象力。在过去的20年里，英国的监管环境都是基于风险、基于原则的。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伦敦的金融行业非常蓬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他们的总部搬到了伦敦。7月份，斯坦利将两个高级管理人士从纽约转移到了伦敦，而他们的固定部门也从纽约搬到了伦敦，花旗集团在英国的雇员超过了美国的雇员，德意志银行也是这样。
一个好的监管环境是金融部门发展的驱动力。比如说，在伦敦金融城有一个非常好的气侯发展交易系统和“碳排放”交易系统。过去25年里，它们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还有货币的衍生品，过去是不存在的，而现在每年的收入达到130亿英镑。这一切得益于完善而有序地监管。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帮助我们降低整个体系的风险，增加整个体系的稳定性。
除了以上这些，国际化也是伦敦金融城成功的重要因素。过去的5年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伦敦发展，伊斯兰融资和银行业务也得到了非常快的发展。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中东、来自海外、来自巴基斯坦的人来到伦敦工作，是不可能实现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的。可以这么说，我不单单是一个英国城市的市长，而是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市长。
金融中心应有金融价值观
《上海金融报》：过去一段时间，英国曾经遭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是否给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史达德：伦敦非常重视加强居住安全，以及金融安全。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你可能也记得，伦敦曾遭遇过爆炸，爱尔兰共和军和恐怖主义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曾经让我们人心惶惶。所以，我们改善了安全上的保障。在伦敦有很多的录像系统、保障系统，你在伦敦的街上走，你的照片很快拍下来。如果不做坏事的话，当然不用担心，但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话，立刻就被抓到了。我们有信心保护伦敦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
另外，金融安全也非常重要。如果伦敦的金融中心天天都有金融犯罪，或者是洗黑钱活动在进行的话，伦敦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心的，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确保伦敦的金融中心是安全的。同样对于每一个金融中心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的价值观，这就是正直、诚实、公平和开放。我们说有一些金融的价值观是很难学习到的。但是，我们发现，上海这个地方也同样拥有这些金融的价值观。对于上海来说，它的前景是比较光明的，我们也要做很多的工作。另外，还要做一些积极的管理，还有在上海一些独资的企业里，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们有一些环境，特别是繁文缛节仍然比较严重，有一些官僚的习气，我相信上海成为未来金融中心的话，这些办事的效率要加快。
《上海金融报》：由于基于原则的管理方式，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是主要负责规范市场操作的管理机构。但是这种模式在一些事件中，受到很大的冲击。您觉得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是继续保持目前的管理方式，还是会做些改变？
史达德：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答案不是那么容易给出的。看上去基于法律的管理方式很好，但其实不然。前一段时间，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那些公司鼓励根本没能力买房的人去买房。许多借钱的人收入都很低，甚至没工作。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在前不久到伦敦来见我，因为纽交所在伦敦拥有公司。他谈到那些贷款的人，叫做“忍者”贷款者。什么叫“忍者”？就是既没有工作又没有资产的人。抵押贷款的经济公司寻找那些没有资产、没有工作的人，然后贷款给他们，贷款额度甚至达到70%到80%。而银行又贷给他们剩下的20%或30%，所以等于他们所有的房款都是借来
的。这样做风险性相当大，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整个销售流动性的不足。
根据我们的预测研究，这场次贷危机会对世界GDP产生1.5%的影响，有很多金融集团，像汇丰、花旗，都将各自的资产下调了几十亿美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危机。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是，全世界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为什么会慢慢的囤积起来？要知道，在美国有最严格的金融监管系统，它是完全基于法规的管理，可依然不能幸免。
再来谈谈诺森罗克银行。它是一个比较老的、比较传统的抵押银行，原来是在英国的纽卡斯堡建立的。诺森罗克银行有一些好的资产，但是它选择从其他银行借短期贷款的方式来融资，而不是依靠储蓄者做长期的投资。对于这种做法，当时有一种意见，一些金融机构称这次的举动非常棒、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但另外一些评论家就认为，这样大规模地向其他银行借短期贷款是比较有风险的，一旦其他银行的资产有上下震荡的话你就完了。
8月份的时候，英国资本市场一夜之间出现了流动性问题，由于诺森罗克银行是跟这些批发市场借钱的，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最后只能去找英格兰银行。但英格兰银行并不是直接监管者，不能直接借贷。于是，英格兰银行只能和金融服务的管理局商量。虽然服务局最终同意借钱了，但借到的钱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这时原先那些基金的储蓄者听到了这个消息，开始变得惊慌失措。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基金全部抽走，这就是造成了前一段时间的“挤提”事件。
这个事故只是一个突发事件，就像2000年、2001年出现的一个危机，它比美国的次贷危机来得更快、更突然。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金融管理局对这个事情处理得很恰当。当然金融市场总是充满着重要的突发事件，这不足为奇。今后，我们要制定新的政策或者做一些变动，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金融衍生品本身没有问题
《上海金融报》：刚才您谈到了抵押贷款的安全性，在伦敦也有很多的金融衍生品出现，都是为了应对流动性和风险的问题，那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史达德：我觉得现在一些英国公司的市盈率还是可以的，而且去年英国的股市一共筹集了1046亿美元的资产。所以，我觉得伦敦的股市基础还是比较坚实的，而且必将健康的成长下去，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多泡沫。
关于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的问题，往往掺杂了一些政治利益在里面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对冲基金的真相或者说秘密，而当人们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会去怀疑、去怪责、去猜测。最近有一些德国的政治家说对冲基金有点像蝗虫，我们必须控制它、杀掉它，不能让它蔓延。甚至有人提出说，对冲基金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实际上，导致失业这样的问题，与对冲基金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们很容易被记者抓住，说对冲基金不行了，发展得不像样子了等等之类的话。而其实在欧洲，90%的对冲基金都是由伦敦的金融管理局监管的，金融管理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每个对冲基金都密切关注。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对冲基金在美国是开放的。所以说，只要有完善的监督体系，金融衍生品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史达德，2006年11月10日，正式出任第679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今年11月卸任）。作为伦敦金融城首席长官，他主要负责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及伦敦城事务。同时，作为伦敦金融城的市长，史达德还担负伦敦金融城商务方面的职责，为伦敦金融城提供支持。
开放、自由成就伦敦金融城
《上海金融报》：众所周知，伦敦金融城是一个可以与纽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您看来，伦敦金融城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史达德：说实话，伦敦成为全球顶尖的金融中心，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感到惊奇。我认为，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伦敦金融城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当初，撒切尔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大爆炸”，取消了一些垄断性、限制性的法规，让市场完全开放，接受自由的竞争，这正是金融界所希望看到的。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经过努力，所有限制性的做法全部都取消了，基金管理公司开放了，保险公司也开放了。这种开放、自由的市场吸引了全球的资本。从1987年之后，一些金融公司大批涌入英国、涌入伦敦。如今，在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公司中有超过一半是外资公司，而在金融业工作的人，有超过25%是外国人。伦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本地的金融服务中心，而是一个全球的中心。我们认为，开放和自由贸易是成功的要诀，是成功的基石，我想，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也应该是这样。
如果研究过中国清王朝的覆灭，大家可能会记得在1791年、1792年，曾经有一个英国的首脑想要开放市场，想要跟中国开展贸易。但当时的乾隆皇帝表示反对，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贸易，于是，保护主义政策使得清王朝走向覆灭。而过去的25年里，中国又重新复苏了，因为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倡导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认为，开放、自由的市场是伦敦金融城取得成功的要诀。
另外，基于原则的管理方式也是伦敦金融城成功的一大要素。英国，一直是一个基于原则的社会，而不是基于法则的社会。我认为，这在金融行业非常重要。大家知道，金融行业是瞬息万变的，你制定的法规，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法规过时了。要知道，过时的法规对行业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制约金融行业的发展。而基于原则的治理，却能够鼓励创新，增加人们的想象力。在过去的20年里，英国的监管环境都是基于风险、基于原则的。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伦敦的金融行业非常蓬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他们的总部搬到了伦敦。7月份，斯坦利将两个高级管理人士从纽约转移到了伦敦，而他们的固定部门也从纽约搬到了伦敦，花旗集团在英国的雇员超过了美国的雇员，德意志银行也是这样。
一个好的监管环境是金融部门发展的驱动力。比如说，在伦敦金融城有一个非常好的气侯发展交易系统和“碳排放”交易系统。过去25年里，它们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还有货币的衍生品，过去是不存在的，而现在每年的收入达到130亿英镑。这一切得益于完善而有序地监管。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帮助我们降低整个体系的风险，增加整个体系的稳定性。
除了以上这些，国际化也是伦敦金融城成功的重要因素。过去的5年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伦敦发展，伊斯兰融资和银行业务也得到了非常快的发展。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中东、来自海外、来自巴基斯坦的人来到伦敦工作，是不可能实现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的。可以这么说，我不单单是一个英国城市的市长，而是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市长。
金融中心应有金融价值观
《上海金融报》：过去一段时间，英国曾经遭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这是否给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史达德：伦敦非常重视加强居住安全，以及金融安全。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你可能也记得，伦敦曾遭遇过爆炸，爱尔兰共和军和恐怖主义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曾经让我们人心惶惶。所以，我们改善了安全上的保障。在伦敦有很多的录像系统、保障系统，你在伦敦的街上走，你的照片很快拍下来。如果不做坏事的话，当然不用担心，但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话，立刻就被抓到了。我们有信心保护伦敦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
另外，金融安全也非常重要。如果伦敦的金融中心天天都有金融犯罪，或者是洗黑钱活动在进行的话，伦敦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心的，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确保伦敦的金融中心是安全的。同样对于每一个金融中心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的价值观，这就是正直、诚实、公平和开放。我们说有一些金融的价值观是很难学习到的。但是，我们发现，上海这个地方也同样拥有这些金融的价值观。对于上海来说，它的前景是比较光明的，我们也要做很多的工作。另外，还要做一些积极的管理，还有在上海一些独资的企业里，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们有一些环境，特别是繁文缛节仍然比较严重，有一些官僚的习气，我相信上海成为未来金融中心的话，这些办事的效率要加快。
《上海金融报》：由于基于原则的管理方式，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是主要负责规范市场操作的管理机构。但是这种模式在一些事件中，受到很大的冲击。您觉得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是继续保持目前的管理方式，还是会做些改变？
史达德：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答案不是那么容易给出的。看上去基于法律的管理方式很好，但其实不然。前一段时间，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那些公司鼓励根本没能力买房的人去买房。许多借钱的人收入都很低，甚至没工作。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在前不久到伦敦来见我，因为纽交所在伦敦拥有公司。他谈到那些贷款的人，叫做“忍者”贷款者。什么叫“忍者”？就是既没有工作又没有资产的人。抵押贷款的经济公司寻找那些没有资产、没有工作的人，然后贷款给他们，贷款额度甚至达到70%到80%。而银行又贷给他们剩下的20%或30%，所以等于他们所有的房款都是借来
的。这样做风险性相当大，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整个销售流动性的不足。
根据我们的预测研究，这场次贷危机会对世界GDP产生1.5%的影响，有很多金融集团，像汇丰、花旗，都将各自的资产下调了几十亿美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危机。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是，全世界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为什么会慢慢的囤积起来？要知道，在美国有最严格的金融监管系统，它是完全基于法规的管理，可依然不能幸免。
再来谈谈诺森罗克银行。它是一个比较老的、比较传统的抵押银行，原来是在英国的纽卡斯堡建立的。诺森罗克银行有一些好的资产，但是它选择从其他银行借短期贷款的方式来融资，而不是依靠储蓄者做长期的投资。对于这种做法，当时有一种意见，一些金融机构称这次的举动非常棒、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但另外一些评论家就认为，这样大规模地向其他银行借短期贷款是比较有风险的，一旦其他银行的资产有上下震荡的话你就完了。
8月份的时候，英国资本市场一夜之间出现了流动性问题，由于诺森罗克银行是跟这些批发市场借钱的，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最后只能去找英格兰银行。但英格兰银行并不是直接监管者，不能直接借贷。于是，英格兰银行只能和金融服务的管理局商量。虽然服务局最终同意借钱了，但借到的钱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这时原先那些基金的储蓄者听到了这个消息，开始变得惊慌失措。大家都希望把自己的基金全部抽走，这就是造成了前一段时间的“挤提”事件。
这个事故只是一个突发事件，就像2000年、2001年出现的一个危机，它比美国的次贷危机来得更快、更突然。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金融管理局对这个事情处理得很恰当。当然金融市场总是充满着重要的突发事件，这不足为奇。今后，我们要制定新的政策或者做一些变动，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金融衍生品本身没有问题
《上海金融报》：刚才您谈到了抵押贷款的安全性，在伦敦也有很多的金融衍生品出现，都是为了应对流动性和风险的问题，那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史达德：我觉得现在一些英国公司的市盈率还是可以的，而且去年英国的股市一共筹集了1046亿美元的资产。所以，我觉得伦敦的股市基础还是比较坚实的，而且必将健康的成长下去，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多泡沫。
关于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的问题，往往掺杂了一些政治利益在里面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对冲基金的真相或者说秘密，而当人们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会去怀疑、去怪责、去猜测。最近有一些德国的政治家说对冲基金有点像蝗虫，我们必须控制它、杀掉它，不能让它蔓延。甚至有人提出说，对冲基金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实际上，导致失业这样的问题，与对冲基金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们很容易被记者抓住，说对冲基金不行了，发展得不像样子了等等之类的话。而其实在欧洲，90%的对冲基金都是由伦敦的金融管理局监管的，金融管理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每个对冲基金都密切关注。这一点和美国不一样，对冲基金在美国是开放的。所以说，只要有完善的监督体系，金融衍生品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