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漩涡中的“娃娃股东”
今年10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沪上首起“娃娃股东”持股纠纷作出一审判决，两名只有5岁和6岁的孩子各受让温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出让的7%股权，而成为了上海某投资公司的股东。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见的分歧。赞成意见认为，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股东的行为能力作限制性规定，股东的主要义务是履行出资义务和承担投资风险，主要权利是取得收益。未成年人受让股权后，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而反对意见则认为，股权的内容广泛，包括自益权主要是财产权和共益权两大部分，对于股东的行为能力要求应高于一般人，未成年人难以胜任。
此案一审作出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有关专家一再表明，“娃娃股东”完全可享有公司股份，我国《民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都不禁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单纯获利的行为。
真正引发人们对于“娃娃股东”重重猜想的，是上市没多久的北京银行招股书中公布的《非自然人股东名册》。该名册显示，在排名前1000位的自然人股东中，有10位属于“90后”的股东，13位1985年至1989年出生的股东，22位1980年至1984年出生的股东，其持股数量都在10万股以上。其中1984年11月出生的吴振鹏，以500万股的数量排在自然人股东首位；1997年1月出生的郑宇轩排名第十三位，持有130万股，均超过北京银行董事长阎冰竹所拥有的45万股。
北京银行随即发表公告，称“娃娃股东”的出现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公告称，2007年IPO前的股东中，未成年自然人股东共有84人。其中1996年信用社股东直接转为北京银行（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东67人。当时，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刚成立，困难不小，包括67名未成年自然人股东在内的部分原信用社自然人股东将股份直接转入，形成自然人股东持股。
2004年，北京银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时形成未成年自然人股东15名。因为当时北京银行背负着巨额不良资产，于是积极吸收了包括15名未成年股东（部分人员为免去以后赠与和继承的麻烦，直接以其未成年的后辈名义入股）在内的547名自然人股东入股。
但是，北京银行的这一解释并没有止住人们的猜想和争论。
某著名财经评论员认为，“娃娃股东”的出现挑战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与私人性质的温州公司不同，作为公开面向社会公众的上市公司，北京银行拥有的大批“娃娃股东”，是否涉及内幕、有违公平，本身是一个证券市场公正性和信息披露规范的问题。“娃娃股东”的合法化，与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并不矛盾，上市公司有义务对任何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翔实的披露。“对于这些未成年人而言，在以他们名义投资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大人’为其掌舵。”
还有人直言“娃娃股东”是“遮羞布”，要求“揪出”娃娃们身后的“富爸爸”。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王军认为，披露“娃娃股东”监护人的必要性有两点：首先，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其次，由于未成年人股东的监护人是股票的实际控制人，出于防止利益冲突或保护公众投资者的考虑，法律限制某些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因此，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有义务披露未成年股东所持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而实际控制人则应证明自己的控制无违法或违规情形。但上述两点在北京银行的公告中并未体现出来。
对于“娃娃股东”更深刻的质疑，来自于银行上市股权激励机制的扭曲。
今年7月，作为城商行首批IPO的宁波银行上市时，高比例的员工持股是宁波银行的一大特色。众多宁波银行高管所持有的大量宁波银行股权，将获得15倍多的溢价，宁波银行的造富光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对其股权激励的过程发难。
有了宁波银行的前车之鉴，难免有人会怀疑北京银行内部有人为了避免成为舆论的靶子而借“娃娃股东”遁形。目前，有资料表明，在经过北京银行和保荐人及律师多重审核无误后才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依然存在明显瑕疵。其中有2名股东没有身份证号，10名股东只有姓没有名。
“娃娃股东”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个谜。
———摘自《法制日报》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见的分歧。赞成意见认为，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股东的行为能力作限制性规定，股东的主要义务是履行出资义务和承担投资风险，主要权利是取得收益。未成年人受让股权后，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而反对意见则认为，股权的内容广泛，包括自益权主要是财产权和共益权两大部分，对于股东的行为能力要求应高于一般人，未成年人难以胜任。
此案一审作出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有关专家一再表明，“娃娃股东”完全可享有公司股份，我国《民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都不禁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单纯获利的行为。
真正引发人们对于“娃娃股东”重重猜想的，是上市没多久的北京银行招股书中公布的《非自然人股东名册》。该名册显示，在排名前1000位的自然人股东中，有10位属于“90后”的股东，13位1985年至1989年出生的股东，22位1980年至1984年出生的股东，其持股数量都在10万股以上。其中1984年11月出生的吴振鹏，以500万股的数量排在自然人股东首位；1997年1月出生的郑宇轩排名第十三位，持有130万股，均超过北京银行董事长阎冰竹所拥有的45万股。
北京银行随即发表公告，称“娃娃股东”的出现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公告称，2007年IPO前的股东中，未成年自然人股东共有84人。其中1996年信用社股东直接转为北京银行（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股东67人。当时，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刚成立，困难不小，包括67名未成年自然人股东在内的部分原信用社自然人股东将股份直接转入，形成自然人股东持股。
2004年，北京银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时形成未成年自然人股东15名。因为当时北京银行背负着巨额不良资产，于是积极吸收了包括15名未成年股东（部分人员为免去以后赠与和继承的麻烦，直接以其未成年的后辈名义入股）在内的547名自然人股东入股。
但是，北京银行的这一解释并没有止住人们的猜想和争论。
某著名财经评论员认为，“娃娃股东”的出现挑战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与私人性质的温州公司不同，作为公开面向社会公众的上市公司，北京银行拥有的大批“娃娃股东”，是否涉及内幕、有违公平，本身是一个证券市场公正性和信息披露规范的问题。“娃娃股东”的合法化，与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并不矛盾，上市公司有义务对任何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翔实的披露。“对于这些未成年人而言，在以他们名义投资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大人’为其掌舵。”
还有人直言“娃娃股东”是“遮羞布”，要求“揪出”娃娃们身后的“富爸爸”。中国政法大学讲师王军认为，披露“娃娃股东”监护人的必要性有两点：首先，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其次，由于未成年人股东的监护人是股票的实际控制人，出于防止利益冲突或保护公众投资者的考虑，法律限制某些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因此，这就要求上市公司有义务披露未成年股东所持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而实际控制人则应证明自己的控制无违法或违规情形。但上述两点在北京银行的公告中并未体现出来。
对于“娃娃股东”更深刻的质疑，来自于银行上市股权激励机制的扭曲。
今年7月，作为城商行首批IPO的宁波银行上市时，高比例的员工持股是宁波银行的一大特色。众多宁波银行高管所持有的大量宁波银行股权，将获得15倍多的溢价，宁波银行的造富光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对其股权激励的过程发难。
有了宁波银行的前车之鉴，难免有人会怀疑北京银行内部有人为了避免成为舆论的靶子而借“娃娃股东”遁形。目前，有资料表明，在经过北京银行和保荐人及律师多重审核无误后才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依然存在明显瑕疵。其中有2名股东没有身份证号，10名股东只有姓没有名。
“娃娃股东”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个谜。
———摘自《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