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两会”答记者问
中国货币政策更注重科学性和前瞻性
新华社记者：请问周行长，五年来，货币政策经历了稳健、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但当前宏观经济中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增大等诸多挑战。请问如何评价这五年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另外，央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实行多久？
周小川：首先回顾一下五年来的货币政策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始终要求货币政策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这五年情况看，货币政策在科学性和前瞻性方面有不少的进步。举个例子，2003年，特别是从人代会以后，2003年正好是发生“非典”的时候，公众都会有一种情绪，担心会不会“非典”把经济拖下去。但从那时候，国务院、央行和国家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中国双顺差问题，即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需要有货币政策及时作出响应。同时在那种情况下，开始设计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动性或者调控流动性的措施。现在想起来，我们现在执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设计并开始试行的。所以说明还是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大家还记得2003年的6月份，那时候“非典”还没有结束，央行就推出了调控房地产信贷，使房地产信贷，包括开发商信贷和消费信贷方面规范化，防止房地产过热。再有，货币政策需要在措施、时机和力度上进行考虑，同时还要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配合。总的来讲，这方面我觉得做的不错。正如马凯主任所说，经济整体在这五年做到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这也说明货币政策是起到了不错的作用。
我补充一点，宏观调控一方面取得了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国特点来看，中国GDP中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就是银行体系可流动的钱比较多，这样就有推动投资的基础。本来大家也希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有足够的钱在后面支撑。所以经济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流动性偏多、投资热情偏大的情况，所以要不断调整它。但调整过程中也不能压得太狠，如果把流动性压为零，把投资热情全部压掉了，也不太好。所以要不断的调控这种热情，跟踪这种变化，但力度要合适，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平稳稳健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我认为目前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挑战是不断出现的，有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说国内物价上涨过快、国际上有次贷危机的冲击，有很多不确定性还在等着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事情要学习。我认为这五年的调整，从货币政策来讲，还有两个特点。第一，特别倚重于改革开放。本身宏观调控体系就是处在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体系。再有，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微观机制，也就是微观的经济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他们必须是健康的、行为合理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正确体现宏观调控的效果。因此，微观机制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监管机制。2003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强化了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在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方面也都得到了加强，外汇管理方面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因此，要依靠改革开放来实现对宏观调控的支撑，打下好的基础。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是上面政策一动以后，是不是能够顺顺当当地传导到金融机构，传导到各类企业和个人，这也需要不断改进，需要与时俱进，适合经济的情况，应对新的挑战。在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不少事情。举个例子，在各方面努力下，中国以前从不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到现在实行了比较严格有效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这种比例的控制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五年来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还不够用，今后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还要不断研究分析，跟踪形势的变化，争取应对新的挑战，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不必要把汇率变化更多地看作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道琼斯通讯社记者：请问周行长，在过去20个月中，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大，央行是不是更积极地利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压力？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紧缩政策，比如利率上升将会被较少的应用？
周小川：通过2004年和2005年的研究，最后推出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当时推出时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以后，走出这一步不容易。说明这一步迈出以后，今后将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现在按照这样一种设想在逐步扩大汇率的弹性。汇率的变化幅度其实更大地取决于市场力量，也就是市场供求双方对于汇率走势的看法，他们在市场上的买卖行为，这个影响很大。同时，汇率机制是在市场供求的基础上，还要参照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因此，不仅央行参照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同时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也非常注意观察每天美元如何变化了，日元如何变化了，欧元如何变化了，他们的这些关注在市场上都会有所反映。因此，现在微观主体变得很成熟，他们也非常关注每个月的外贸数字、外资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弹性的增大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加大，最主要还是从汇率形成的改进和逐步更加市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民币适当升值或者稍微快一点，有助于抑制中国货币的通货膨胀。但是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者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在通货膨胀的控制方面，可能更主要的还是看到国内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各种各样措施。
大家注意到，昨天（3月5日）温家宝总理谈到了9项措施，这些都是针对通货膨胀来做的。我个人认为，不必要把汇率变化更多地看作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但从分析的角度，方向也是对的。
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给风险管理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香港记者：请问周行长，你们起草的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金融机构综合经营步伐越走越快，但是在监管方面有一些跨行业的风险可能预计不到，如何防范环球风险和国家内部因为进行跨行业经营带来的风险？另外，作为银行家来说，最重视的就是信用。国家外管局在去年8月20日就宣布了港股直通车的计划，现在已经3月6日了，还未看到具体举措。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经取消？
周小川：我不知道你说的应急措施究竟指的是什么。央行最近制定了一个对于冰雪灾害的应急措施，其中金融方面的也有一部分。至于其他方面的应急措施，我们有很多应急预案，比如说支付系统，例如美国"9·11"以后，支付系统会不会突然中断了，市场就运作不了了，像这种情况我们有应急预案。我们也有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你不妨可以明确一下，你关心哪个方面的应急预案。
各种措施都是有利有弊的。你可以说综合经营有风险，有弊端，但主要取决于利弊的比较，同时也取决于未来的方向，包括全球化运作的方向。作为金融业来讲，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即便你坐在那儿什么事情都不做，实际上你也要承担风险。所以，金融业实际上是从事风险管理的，它需要应对风险如何搭配，风险如何相互对冲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综合经营给风险管理，从长远来看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做这件事也是很谨慎的，前几年提出对综合经营进行一些积极试点，然后稳步地推开，就是为了防止国际上所看到的某些风险。
关于个人对外投资方面的逐渐放开问题，从人民银行角度来说，我们不喜欢叫港股直通车，因为这种叫法有点歧视性，好像你快，别人慢，或者说你是没障碍的，别人是有障碍的。
其实国内对外投资是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利弊，同时适应不同的人群和投资选择。
刚才提到，中国GDP中储蓄率比较高，如果都用到国内投资，那投资可能就会过热，也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相当一部分钱是投资到国外去。如果居民，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所有制和个人。这些人投资少，就会把压力集中在官方的投资选择，所以要鼓励国内居民对外投资。过去采取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审批，慢慢都要减少和取消，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多种方式去选择。在这方面推出的举措也是比较快的。现在还有很多措施要推出，大家不一定非要投资港股，既然是对外投资，那就还有其他很多市场都可以投资，比如日本、伦敦、新加坡以及其他市场都在进展。
至于说某一项具体措施的设计，心理反应过大或者副作用大一点，在看法上大家不尽一样，但对于弊端，有的人会看得重一些。总体来讲，所有不同措施都应该适时适度地推出，我认为这个方向不会有什么动摇，主要还是看国际收支形势的变化。对于具体某项措施是否什么时候出台，对市场有何影响，这里我就不具体说了。
人民币利率存在上调空间但要考虑利弊
台湾经济日报记者：请问周行长，我们非常关注人民币和台币直接兑换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币和台币不能直接兑换，在两岸人民和经济往来这么密切的情况下很不方便。比如我们到大陆，要先把台币换成美元，然后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胡总书记多次强调说，凡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情，内地都会尽力去做。请问人民币和台币直接兑换什么时候实现？现在内地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但是美国还在降息，请问今年人民币还有多少升息空间？
周小川：第一，关于台币问题，我们一直积极研究，同时通过一些渠道设法进行商讨和探讨可能性。像胡锦涛主席讲的，对两岸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确实会积极推动的。事实上，你来大陆并不需要把所有的台币都换成美元，因为海峡西岸有很多银行网点是接受台币兑换的。台湾现在也有很多机构，包括有一些旅游网点也都接受人民币使用。当然还要进一步推进便利化，这些便利化也是需要有诚意和政治方面的条件。总之，这方面是有空间的，而且我们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至于说中国的利率上调的空间，我个人认为利率上调的空间肯定存在。但是，利率这个经济杠杆用起来要考虑它的利弊，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幅度去调整也是很有艺术的。当然，美国利率的下调对中国利率政策是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只是一部分，还有国内的一些考虑。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一直讲中国经济增长要更加依靠于内需，要减少对出口拉动的依赖，内需中特别主要的一条就是扩大消费内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和衡量利率变化对于消费内需的影响。所谓增强消费内需也是希望国内减少储蓄率，扩大消费。因此，利率政策对这个措施的执行是会有影响的，需要考虑。
另外，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定，当时叫国九条。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直接融资。利率政策对这个也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利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居民会自愿选择看资本市场有什么产品可以购买，这样有助于调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但从总量来讲，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还是不尽合理的，仍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直接融资。因此，在考虑利率政策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些因素。除了您刚才说到中美利差、通货膨胀，此外还有若干因素需要考虑，需要经过综合比较来选择。同时，货币政策还有一些其他措施，究竟哪件事用哪个措施对当前更好一点或者它们之间如何搭配，有多种考虑，我们会争取把这个工作做好。
中国金融机构受次贷危机影响损失数量和比例不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周行长，您刚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是今年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对美、欧金融和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您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因而作出调整？
周小川：美国次贷危机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见底，所以不可小视。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能够看到的：第一，对金融机构的直接影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是有一些投资的，这些投资也会有损失的，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机构次债投资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能够消化。还有就是中国金融机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经营状况也是比较好的，少量的损失他们也是可以承受的。
第二，间接的影响。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会产生哪些变化，包括在国际贸易方面产生的变化，这些对中国经济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另外，这个影响有可能是一轮一轮的，美国的经济可能第一轮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等方面，欧洲又间接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所以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
第三，从政策层面来看，美国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美国降低利率以后，对中国的利率或者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会有影响的。我们需要看到，当今的全球经济，相互影响比以前大多了。过去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利率政策都是比较相对独立的，你有你的利率政策，我有我的利率政策，但是现在各国利率的相互依赖性比以前增大，对我们来讲也是需要观察的挑战。
再有，美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政策来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会不会在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使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它放松银根，采取一些财政补贴或者救助的措施。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本来就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有关系，如果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深的话，那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会有进一步的影响。总之，现在还不能全部都能看得清楚，但我们要密切跟踪。
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思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
中国的房贷总体质量较好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澳门记者：请问周行长，中资银行房贷比例在去年超过了三成，真不会出现完全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吗？
周小川：中国的房贷，特别是住房消费方面的房贷，目前发展比较健康。首先，你的数字需要核对，在中国银行业汇总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房贷的比例没有到三分之一。另外，中国的房贷起步时间还不太长。因为只是在进行"房改"以后才有住房消费贷款，或者说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住房消费贷款，因此这项业务开展的年头还不长，虽然这些年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总的比重还不算大。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还要重点发展住房消费的信贷业务。
住房信贷业务的质量怎么样？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各家商业银行在掌握住房信贷风险控制和条件上，中国掌握得都不错。首先，绝大多数住房消费贷款首付比例在30%左右，当然，根据不同的条件也会有差别，但我们从来没有搞过零首付；其次，按照规定，对偿付能力都要有明确的审查，住房贷款必须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再有就是利息，我们也没搞过什么首期零利率。从这个角度来讲，住房信贷总体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在此基础上，如果发展信贷产品或者信贷衍生产品，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质量问题。
当然，有没有问题呢？有。有的机构为了抢客户，做了一些不符合操作程序的贷款，或者在表面上符合操作程序要求的条件，但实质上这个操作程序是有舞弊行为的。这些贷款，目前来看，比例还不是太高。这是商业银行自身要关注的事情，即属于内控风险或内部合规性做得不好，但是他们都在不断纠正。监管部门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政策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国各项银行业务中，这块业务实际上是质量比较好的业务，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和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据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请问周行长，五年来，货币政策经历了稳健、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但当前宏观经济中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增大等诸多挑战。请问如何评价这五年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另外，央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实行多久？
周小川：首先回顾一下五年来的货币政策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始终要求货币政策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这五年情况看，货币政策在科学性和前瞻性方面有不少的进步。举个例子，2003年，特别是从人代会以后，2003年正好是发生“非典”的时候，公众都会有一种情绪，担心会不会“非典”把经济拖下去。但从那时候，国务院、央行和国家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中国双顺差问题，即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需要有货币政策及时作出响应。同时在那种情况下，开始设计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动性或者调控流动性的措施。现在想起来，我们现在执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设计并开始试行的。所以说明还是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大家还记得2003年的6月份，那时候“非典”还没有结束，央行就推出了调控房地产信贷，使房地产信贷，包括开发商信贷和消费信贷方面规范化，防止房地产过热。再有，货币政策需要在措施、时机和力度上进行考虑，同时还要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配合。总的来讲，这方面我觉得做的不错。正如马凯主任所说，经济整体在这五年做到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这也说明货币政策是起到了不错的作用。
我补充一点，宏观调控一方面取得了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中国特点来看，中国GDP中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就是银行体系可流动的钱比较多，这样就有推动投资的基础。本来大家也希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有足够的钱在后面支撑。所以经济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流动性偏多、投资热情偏大的情况，所以要不断调整它。但调整过程中也不能压得太狠，如果把流动性压为零，把投资热情全部压掉了，也不太好。所以要不断的调控这种热情，跟踪这种变化，但力度要合适，保证国民经济能够平稳稳健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我认为目前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挑战是不断出现的，有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说国内物价上涨过快、国际上有次贷危机的冲击，有很多不确定性还在等着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事情要学习。我认为这五年的调整，从货币政策来讲，还有两个特点。第一，特别倚重于改革开放。本身宏观调控体系就是处在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体系。再有，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微观机制，也就是微观的经济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他们必须是健康的、行为合理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正确体现宏观调控的效果。因此，微观机制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监管机制。2003年成立了中国银监会，强化了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在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方面也都得到了加强，外汇管理方面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因此，要依靠改革开放来实现对宏观调控的支撑，打下好的基础。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是上面政策一动以后，是不是能够顺顺当当地传导到金融机构，传导到各类企业和个人，这也需要不断改进，需要与时俱进，适合经济的情况，应对新的挑战。在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不少事情。举个例子，在各方面努力下，中国以前从不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到现在实行了比较严格有效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这种比例的控制对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五年来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还不够用，今后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还要不断研究分析，跟踪形势的变化，争取应对新的挑战，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不必要把汇率变化更多地看作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道琼斯通讯社记者：请问周行长，在过去20个月中，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明显加大，央行是不是更积极地利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压力？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紧缩政策，比如利率上升将会被较少的应用？
周小川：通过2004年和2005年的研究，最后推出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当时推出时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以后，走出这一步不容易。说明这一步迈出以后，今后将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现在按照这样一种设想在逐步扩大汇率的弹性。汇率的变化幅度其实更大地取决于市场力量，也就是市场供求双方对于汇率走势的看法，他们在市场上的买卖行为，这个影响很大。同时，汇率机制是在市场供求的基础上，还要参照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因此，不仅央行参照一篮子汇率的变化。同时市场的各参与主体也非常注意观察每天美元如何变化了，日元如何变化了，欧元如何变化了，他们的这些关注在市场上都会有所反映。因此，现在微观主体变得很成熟，他们也非常关注每个月的外贸数字、外资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弹性的增大和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加大，最主要还是从汇率形成的改进和逐步更加市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民币适当升值或者稍微快一点，有助于抑制中国货币的通货膨胀。但是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成为汇率机制改革或者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在通货膨胀的控制方面，可能更主要的还是看到国内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各种各样措施。
大家注意到，昨天（3月5日）温家宝总理谈到了9项措施，这些都是针对通货膨胀来做的。我个人认为，不必要把汇率变化更多地看作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但从分析的角度，方向也是对的。
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给风险管理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香港记者：请问周行长，你们起草的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金融机构综合经营步伐越走越快，但是在监管方面有一些跨行业的风险可能预计不到，如何防范环球风险和国家内部因为进行跨行业经营带来的风险？另外，作为银行家来说，最重视的就是信用。国家外管局在去年8月20日就宣布了港股直通车的计划，现在已经3月6日了，还未看到具体举措。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经取消？
周小川：我不知道你说的应急措施究竟指的是什么。央行最近制定了一个对于冰雪灾害的应急措施，其中金融方面的也有一部分。至于其他方面的应急措施，我们有很多应急预案，比如说支付系统，例如美国"9·11"以后，支付系统会不会突然中断了，市场就运作不了了，像这种情况我们有应急预案。我们也有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你不妨可以明确一下，你关心哪个方面的应急预案。
各种措施都是有利有弊的。你可以说综合经营有风险，有弊端，但主要取决于利弊的比较，同时也取决于未来的方向，包括全球化运作的方向。作为金融业来讲，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即便你坐在那儿什么事情都不做，实际上你也要承担风险。所以，金融业实际上是从事风险管理的，它需要应对风险如何搭配，风险如何相互对冲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综合经营给风险管理，从长远来看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做这件事也是很谨慎的，前几年提出对综合经营进行一些积极试点，然后稳步地推开，就是为了防止国际上所看到的某些风险。
关于个人对外投资方面的逐渐放开问题，从人民银行角度来说，我们不喜欢叫港股直通车，因为这种叫法有点歧视性，好像你快，别人慢，或者说你是没障碍的，别人是有障碍的。
其实国内对外投资是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利弊，同时适应不同的人群和投资选择。
刚才提到，中国GDP中储蓄率比较高，如果都用到国内投资，那投资可能就会过热，也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相当一部分钱是投资到国外去。如果居民，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所有制和个人。这些人投资少，就会把压力集中在官方的投资选择，所以要鼓励国内居民对外投资。过去采取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审批，慢慢都要减少和取消，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多种方式去选择。在这方面推出的举措也是比较快的。现在还有很多措施要推出，大家不一定非要投资港股，既然是对外投资，那就还有其他很多市场都可以投资，比如日本、伦敦、新加坡以及其他市场都在进展。
至于说某一项具体措施的设计，心理反应过大或者副作用大一点，在看法上大家不尽一样，但对于弊端，有的人会看得重一些。总体来讲，所有不同措施都应该适时适度地推出，我认为这个方向不会有什么动摇，主要还是看国际收支形势的变化。对于具体某项措施是否什么时候出台，对市场有何影响，这里我就不具体说了。
人民币利率存在上调空间但要考虑利弊
台湾经济日报记者：请问周行长，我们非常关注人民币和台币直接兑换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币和台币不能直接兑换，在两岸人民和经济往来这么密切的情况下很不方便。比如我们到大陆，要先把台币换成美元，然后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胡总书记多次强调说，凡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情，内地都会尽力去做。请问人民币和台币直接兑换什么时候实现？现在内地的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但是美国还在降息，请问今年人民币还有多少升息空间？
周小川：第一，关于台币问题，我们一直积极研究，同时通过一些渠道设法进行商讨和探讨可能性。像胡锦涛主席讲的，对两岸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确实会积极推动的。事实上，你来大陆并不需要把所有的台币都换成美元，因为海峡西岸有很多银行网点是接受台币兑换的。台湾现在也有很多机构，包括有一些旅游网点也都接受人民币使用。当然还要进一步推进便利化，这些便利化也是需要有诚意和政治方面的条件。总之，这方面是有空间的，而且我们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至于说中国的利率上调的空间，我个人认为利率上调的空间肯定存在。但是，利率这个经济杠杆用起来要考虑它的利弊，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幅度去调整也是很有艺术的。当然，美国利率的下调对中国利率政策是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只是一部分，还有国内的一些考虑。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一直讲中国经济增长要更加依靠于内需，要减少对出口拉动的依赖，内需中特别主要的一条就是扩大消费内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和衡量利率变化对于消费内需的影响。所谓增强消费内需也是希望国内减少储蓄率，扩大消费。因此，利率政策对这个措施的执行是会有影响的，需要考虑。
另外，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定，当时叫国九条。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直接融资。利率政策对这个也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利率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居民会自愿选择看资本市场有什么产品可以购买，这样有助于调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但从总量来讲，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还是不尽合理的，仍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直接融资。因此，在考虑利率政策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些因素。除了您刚才说到中美利差、通货膨胀，此外还有若干因素需要考虑，需要经过综合比较来选择。同时，货币政策还有一些其他措施，究竟哪件事用哪个措施对当前更好一点或者它们之间如何搭配，有多种考虑，我们会争取把这个工作做好。
中国金融机构受次贷危机影响损失数量和比例不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周行长，您刚才提到，美国次贷危机是今年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对美、欧金融和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您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因而作出调整？
周小川：美国次贷危机从去年夏天开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见底，所以不可小视。对我们的影响，现在能够看到的：第一，对金融机构的直接影响。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是有一些投资的，这些投资也会有损失的，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机构次债投资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能够消化。还有就是中国金融机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经营状况也是比较好的，少量的损失他们也是可以承受的。
第二，间接的影响。美国经济带动全球经济会产生哪些变化，包括在国际贸易方面产生的变化，这些对中国经济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另外，这个影响有可能是一轮一轮的，美国的经济可能第一轮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等方面，欧洲又间接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所以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
第三，从政策层面来看，美国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美国降低利率以后，对中国的利率或者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会有影响的。我们需要看到，当今的全球经济，相互影响比以前大多了。过去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利率政策都是比较相对独立的，你有你的利率政策，我有我的利率政策，但是现在各国利率的相互依赖性比以前增大，对我们来讲也是需要观察的挑战。
再有，美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政策来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会不会在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使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它放松银根，采取一些财政补贴或者救助的措施。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本来就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有关系，如果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可能进一步加深的话，那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会有进一步的影响。总之，现在还不能全部都能看得清楚，但我们要密切跟踪。
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思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
中国的房贷总体质量较好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澳门记者：请问周行长，中资银行房贷比例在去年超过了三成，真不会出现完全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吗？
周小川：中国的房贷，特别是住房消费方面的房贷，目前发展比较健康。首先，你的数字需要核对，在中国银行业汇总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房贷的比例没有到三分之一。另外，中国的房贷起步时间还不太长。因为只是在进行"房改"以后才有住房消费贷款，或者说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住房消费贷款，因此这项业务开展的年头还不长，虽然这些年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总的比重还不算大。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还要重点发展住房消费的信贷业务。
住房信贷业务的质量怎么样？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各家商业银行在掌握住房信贷风险控制和条件上，中国掌握得都不错。首先，绝大多数住房消费贷款首付比例在30%左右，当然，根据不同的条件也会有差别，但我们从来没有搞过零首付；其次，按照规定，对偿付能力都要有明确的审查，住房贷款必须查询个人征信系统；再有就是利息，我们也没搞过什么首期零利率。从这个角度来讲，住房信贷总体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在此基础上，如果发展信贷产品或者信贷衍生产品，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质量问题。
当然，有没有问题呢？有。有的机构为了抢客户，做了一些不符合操作程序的贷款，或者在表面上符合操作程序要求的条件，但实质上这个操作程序是有舞弊行为的。这些贷款，目前来看，比例还不是太高。这是商业银行自身要关注的事情，即属于内控风险或内部合规性做得不好，但是他们都在不断纠正。监管部门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政策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国各项银行业务中，这块业务实际上是质量比较好的业务，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和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