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
———金融体制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已经87岁高龄的洪葭管先生，现为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财经大学和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兼任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指导教师。199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金融史的内涵丰富、繁多。作为一位金融界的老人，洪葭管亲历了新时期上海金融改革开放的许多珍贵史实。欣闻“2008陆家嘴论坛”开幕，洪老亲自为本报独家撰文，讲述他所了解和经历的上海金融发展史。在叙述时，洪老或对上海金融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情况作轮廓式的介绍，或对其中重要事件、关键问题作详细分析，读来令人感觉兴趣倍增，值得关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读者一阅。
专家建议与民间呼声
在旧中国，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还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新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严重削弱。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建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拟议被提到议事日程。为此，不仅理论界进行了认真探索，金融部门也开始了实证研究。
当时就全国范围而言，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是沈阳、广州、武汉、重庆和常州，上海是“后卫”。但是金融方面的一些改革如票据承兑贴现，资金市场上的同业拆借等都是由上海倡议和开始试办的。上海1984年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于198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派以姚依林副总理为组长的调查组来上海，副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调查组下设金融组，吕培俭兼任组长，副组长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刘利欣。调查组中有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资深研究员徐雪寒。笔者当时主要协助金融组的一些联络事宜。
当时金融方面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上海各银行新增加的存款用之于上海”。实际上，一直到1994年，上海存款额才超过贷款额。在199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向总行借资金。
在调查组进驻的同时，上海还邀请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等进行讨论与论证。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在上海工作过、生活过。在会上，他们一致认为，把上海重新建成金融中心，是振兴上海经济的前提。
此后，上海的学者也就此问题展开了持续与深入的讨论。学者们具体的思想成果，集中收录在上海市政府体改办主编的《上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书中。其中，有复旦大学陈伟恕教授撰写的《筹建上海金融中心的三个步骤》，还有笔者所写的《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第一步是成立金融服务中心》；而上海社会科学院专家钟涤恩的《关于建立“金融特区”的设想》，更是率先提出向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渡的问题。在此前后，本人以吴经砚笔名发表在《金融研究》1985年第7期上的《关于建立资金市场的设想》一文，可能是全国性金融刊物上较早涉及有关金融市场建设的文章。该文章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1986年7月，日本的新闻访华团来到上海。上海市政府安排金融改革专场的接待人员是上海市政府财办副主任陈恒平与笔者。会场安排在和平饭店（即从前的沙逊大厦），在会上，我们介绍了情况并详细回答了问题。日本新闻访华团回国后，纷纷给予报道。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题为《中国已经破釜沉舟地进行经济改革》的文章，作者信原尚武写道：“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的设想。这一设想，中国人民银行干部洪葭管（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作了以下说明：‘我们的目的是先建立短期资金市场，办理票据贴现和银行间交易。今后计划扩大为长期资金市场，发行中长期的公债，发行买卖企业公司债券和股票。这一设想可以说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以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为样板的金融市场。’”我的这些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设想，经日本媒体整理成文，受到我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的关注而予以详细刊载。当时我说了关于金融市场建立发展的一些设想，自己觉得已经相当地“冒”了，但是以后的实践倒是证明了这些设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研究咨询机构成员们的积极建议和呼吁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90年4月宣布对上海浦东进行开发开放。自此上海从改革的“后卫”转型为“前锋”。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发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伟大号召。
深化改革与推进建设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应具备的各类金融市场，陆续在上海建立。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1996年1月，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成立；2002年10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2006年8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再加上1990年12月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成气候。10余年时间就建立起上述一系列重要市场，无疑是国家政策向上海倾斜的结果，也是上海最终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机遇。
与此同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逐步加快。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作为试办人民币业务的地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国；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华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可享受国民待遇、并可援引市场准入原则添设机构；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上海市开办离岸业务试点。2000年末，在上海的营业性外资银行就已经达到54家，其中很多是世界性的大银行。2005年10月，针对跨国公司的外汇管理办法实行改革。近几年来，上海的外资银行业务不断扩展，资产总额持续增长。在2007年6月，在沪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38.5%，增速超过中资银行（同比增长28.7%）。在国际金融业务活动中，外资银行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任重道远与实现目标
在十余年中，笔者多次参加了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讨会。在2002年，本人参与策划和组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会后由本人编成《论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书公开出版。该书被认为具有理论先行和前瞻性的意义。
十余年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就巨大，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当然，也有同志认为，就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其进程还较缓慢、金融市场交易额占比太小，因而失去信心。对此，笔者认为，与过去相比，现在条件越来越具备，信心也越来越足。2006年年初，《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根据中央对上海发展的定位，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方案。建设上海金融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在集聚机构、规范市场、扩大业务、培训人才等几方面努力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好全局和总体目标。
在有关“建设”的理论问题上，笔者认为一要弄清当前世界金融格局和形势的变化；二要正确“定位”；三要明确“建设”也是为了从金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已有的实体经济成果。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模式选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吴晓灵在2002年召开的高层研讨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为与实体经济相关联，为经济而交易，而不是为交易而交易的金融中心；应该是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而不是中国的‘金融飞地’”。
例如，2006年全球外汇市场2.9万亿美元日均成交量中，伦敦占32.4%，纽约占18.2%，东京占7.6%，新加坡占5.7%，法兰克福占4.8%，香港占4%，上海约占0.1%。在很大程度上，上海占比很小，与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充分放开、外汇仍受管制的现状有关。只要以后创造条件，扩大交易额并不是很难。但是，即便如此，那时我国的外汇市场，也依然不应成为“金融飞地”。
综上所述，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任重道远。
笔者在这30年中，长期担任金融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深深体会到正确贯彻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方针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作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的提出，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市场意识渐趋成熟的产物。
专家建议与民间呼声
在旧中国，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还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新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严重削弱。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建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拟议被提到议事日程。为此，不仅理论界进行了认真探索，金融部门也开始了实证研究。
当时就全国范围而言，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是沈阳、广州、武汉、重庆和常州，上海是“后卫”。但是金融方面的一些改革如票据承兑贴现，资金市场上的同业拆借等都是由上海倡议和开始试办的。上海1984年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于198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派以姚依林副总理为组长的调查组来上海，副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调查组下设金融组，吕培俭兼任组长，副组长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刘利欣。调查组中有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资深研究员徐雪寒。笔者当时主要协助金融组的一些联络事宜。
当时金融方面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上海各银行新增加的存款用之于上海”。实际上，一直到1994年，上海存款额才超过贷款额。在199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向总行借资金。
在调查组进驻的同时，上海还邀请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等进行讨论与论证。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在上海工作过、生活过。在会上，他们一致认为，把上海重新建成金融中心，是振兴上海经济的前提。
此后，上海的学者也就此问题展开了持续与深入的讨论。学者们具体的思想成果，集中收录在上海市政府体改办主编的《上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书中。其中，有复旦大学陈伟恕教授撰写的《筹建上海金融中心的三个步骤》，还有笔者所写的《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第一步是成立金融服务中心》；而上海社会科学院专家钟涤恩的《关于建立“金融特区”的设想》，更是率先提出向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渡的问题。在此前后，本人以吴经砚笔名发表在《金融研究》1985年第7期上的《关于建立资金市场的设想》一文，可能是全国性金融刊物上较早涉及有关金融市场建设的文章。该文章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1986年7月，日本的新闻访华团来到上海。上海市政府安排金融改革专场的接待人员是上海市政府财办副主任陈恒平与笔者。会场安排在和平饭店（即从前的沙逊大厦），在会上，我们介绍了情况并详细回答了问题。日本新闻访华团回国后，纷纷给予报道。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题为《中国已经破釜沉舟地进行经济改革》的文章，作者信原尚武写道：“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的设想。这一设想，中国人民银行干部洪葭管（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作了以下说明：‘我们的目的是先建立短期资金市场，办理票据贴现和银行间交易。今后计划扩大为长期资金市场，发行中长期的公债，发行买卖企业公司债券和股票。这一设想可以说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以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为样板的金融市场。’”我的这些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设想，经日本媒体整理成文，受到我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的关注而予以详细刊载。当时我说了关于金融市场建立发展的一些设想，自己觉得已经相当地“冒”了，但是以后的实践倒是证明了这些设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在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研究咨询机构成员们的积极建议和呼吁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90年4月宣布对上海浦东进行开发开放。自此上海从改革的“后卫”转型为“前锋”。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发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伟大号召。
深化改革与推进建设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应具备的各类金融市场，陆续在上海建立。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1996年1月，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成立；2002年10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2006年8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再加上1990年12月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成气候。10余年时间就建立起上述一系列重要市场，无疑是国家政策向上海倾斜的结果，也是上海最终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机遇。
与此同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也逐步加快。199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作为试办人民币业务的地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国；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华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可享受国民待遇、并可援引市场准入原则添设机构；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上海市开办离岸业务试点。2000年末，在上海的营业性外资银行就已经达到54家，其中很多是世界性的大银行。2005年10月，针对跨国公司的外汇管理办法实行改革。近几年来，上海的外资银行业务不断扩展，资产总额持续增长。在2007年6月，在沪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同比增长38.5%，增速超过中资银行（同比增长28.7%）。在国际金融业务活动中，外资银行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任重道远与实现目标
在十余年中，笔者多次参加了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讨会。在2002年，本人参与策划和组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会后由本人编成《论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书公开出版。该书被认为具有理论先行和前瞻性的意义。
十余年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就巨大，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当然，也有同志认为，就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其进程还较缓慢、金融市场交易额占比太小，因而失去信心。对此，笔者认为，与过去相比，现在条件越来越具备，信心也越来越足。2006年年初，《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根据中央对上海发展的定位，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方案。建设上海金融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在集聚机构、规范市场、扩大业务、培训人才等几方面努力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好全局和总体目标。
在有关“建设”的理论问题上，笔者认为一要弄清当前世界金融格局和形势的变化；二要正确“定位”；三要明确“建设”也是为了从金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已有的实体经济成果。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模式选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吴晓灵在2002年召开的高层研讨会上就明确指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为与实体经济相关联，为经济而交易，而不是为交易而交易的金融中心；应该是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而不是中国的‘金融飞地’”。
例如，2006年全球外汇市场2.9万亿美元日均成交量中，伦敦占32.4%，纽约占18.2%，东京占7.6%，新加坡占5.7%，法兰克福占4.8%，香港占4%，上海约占0.1%。在很大程度上，上海占比很小，与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充分放开、外汇仍受管制的现状有关。只要以后创造条件，扩大交易额并不是很难。但是，即便如此，那时我国的外汇市场，也依然不应成为“金融飞地”。
综上所述，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任重道远。
笔者在这30年中，长期担任金融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深深体会到正确贯彻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方针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作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的提出，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市场意识渐趋成熟的产物。
